云剑Ⅱ
编者按：延续文章的第一部分，法希姆·阿米尔对昆虫以及我们对其社会文化之理解的论述更多地侧重于经由化学杀虫剂与之展开的敌对抗争，然而，大部分旨在歼灭害虫的策略都是失败的。从蚊子反杀虫剂而产生的改变自身习性的反应，到占据了汉堡地下世界的白蚁殖民地，阿米尔列举的事实让我们看到入侵性的昆虫如何挑战着有关“栖息地”的概念，又如何入侵我们的头脑并成为绵延不绝的噩梦，它们所造成的不适，如作者所说，就像“一朵‘形如剑状的云’，直击城市的心房。”
此外，阿米尔还注意到了白蚁巢地中毫无浪费可言的共产主义模型，他深入昆虫的微观层面，描述了一种“毛发蓬乱的奇特生物”，并质疑这种结合了其他生活在它里面和它表面的四种生物的有机体究竟“是一个生命，还是五个、二十五万个？”。作者的精彩论述，不仅将昆虫视为“与空间相关的政治实践工具”，更是超越着人类论述及实践的存在，因为有些想法会“阻碍我们对周围其他生态的洞察”。
有毒的进步
同一时间在太平洋，虽然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疟疾对盟军造成的伤亡仍旧甚于日军。不过，一种强效分子的发现给反疟疾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医学昆虫学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令人激动的结果是DDT的发现。”[50]
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ane）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德国被合成了，但直到战争末年人们才注意到DDT有一种特殊功效。这种分子不仅能杀死水中的蚊子幼虫，而且经过它处理的表面甚至在数月之后仍旧能对落在上面的蚊子造成致命伤害。
洛克菲勒基金会再次活跃起来，联手WHO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际发展部与UN联合国，一同开启了“全球根除疟疾项目”（GlobalMalariaEradicationProgram），与和60年代DDT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投用形成了同步，旨在彻底根除疟疾。这种致命的化学制剂成为了将战争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战后秩序的一部分：“拖拉机和坦克是同时被发明出来的。廉价生产合成氮化肥的氨工厂最初是用来生产硝基炸药的。现代有机杀虫剂是在两次战争期间研究毒气武器时诞生的；而空气传播技术的发展则归功于一战时期开发的空中作战的策略与技巧。”[51]
在“全球根除疟疾项目”中，健康与化学成为了以“技术官僚”（technocratic）理念诠释现代性的重要元素，连接着战场上冰冷的战士与温暖的栖息地。雌性蚊子在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与民族重建的语境下被视为国家公敌：在庇隆统治的阿根廷，与蚊子的斗争令整个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从而方便武装警力借机为贫民窟的每一个角落都喷洒上DDT。[52]年掌权的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的第一个国际决策，便是与WHO和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订合同在卡夫拉·扎亚特（KafrZayat）附近设立DDT工厂，“每年生产两百吨DDT成品。”[53]
民族重建与反疟疾运动的演绎常常包含着军事元素：在年，一家大型印度报社报道称，艾哈迈达巴德公司（AhmedabadCorporation）在“世界健康周”之际给工薪阶级社区的七千栋公寓楼喷洒了DDT。在印度东北部的西隆（Shillong）和海得拉巴（Hyderabad）以南，医生与护士们组织了集体游行，他们的抗议牌上写着“引领健康生活，保持环境洁净”。与此同时，两架印度空军的飞机在海得拉巴和塞康德拉巴（Secunderabad）上空向群众投放健康宣传册——这仅仅发生在海得拉巴被迫纳入新的印度国界的七年之后。这项举动既是对未来健康的承诺，也是一种强大的保证：无论将来怎样，我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54]
同时，越来越多的全球实地试验报告表明，化学杀虫剂对环境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回顾历史，根除疟疾的军事策略不仅无效，甚至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全球感染疟疾的绝对和相对人数都比根除运动开始前高），但随着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的出版——该书描述了化学药剂对鸟类的影响——环境保护运动逐渐在西方世界展开了，并最终导致了美国对DDT的禁用。虽然DDT在使用初期斩获了一些成功，但很快便出现了具有抗药性的蚊子，首先在撒丁岛（Sardinia）被发现，随后则是在DDT被普及使用的希腊。在和70年代，疟疾在许多地方重新浮现，而彻底根除疟疾的计划也只好被推迟到了遥远的未来。
“从年代起，后根除时代被人们理解为一段极度困惑、乃至无政府主义滋生的时期”，[55]我们应当从该时期学到什么，人们对此观点各异。据人类学家大卫·特恩布尔（DavidTurnbull）所说，这种困惑的主要原因在于疟疾是一例“杂色”（motley）疾病，一条打满了补丁的被褥，这个术语在历史上被用来形容宫廷小丑（motleyfools）花色拼贴的服装。将疟疾视为“杂色”，意味着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不同变种的寄生虫相互混合、交流的过程”，[56]——而不是一种可以被单纯定义为人体受到陌生物种侵袭的简单疾病。
特恩布尔列举了二十世纪历史上对疟疾的若干定义：疟疾被视作一个政治、行政、社会、技术、经济或环境的问题；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居民使用的皮钦语（TokPisin）对疟疾有一种特殊表达：“samtingnating”（somethingnothing/或有或无）；当生产疫苗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美国的疟疾防控专家用同义反复的方式讽刺道，只要对反疟疾药物有所反应的就都是疟疾。[57]
对反疟疾药物有所反应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仍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但这并不能阻止军队或制药公司不断承诺、投用“安全的”预防药品。年传出报道，四名刚从阿富汗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退役军人分别谋杀了他们的妻子（其中一名受害者身上有71处刀伤）。四人都服用了预防疟疾的“疟宁”（Lariam，成分：甲氟喹）。“疟宁”是WRAIR沃尔特里的路军研究院、美国陆军和罗氏制药（F.Hoffmann-LaRocheAG）公司联合开发的药物——人们并不清楚它具体如何生效——经常将它与重度神经性精神失常联系在一起，包括狂躁症、妄想型精神错乱以及强烈的情绪波动，因此，调查的矛头很快指向了这种药。[58]戴安娜·纳尔逊（DianeNelson）指出，澄清“疟宁”不具有副作用的军队官方报告，恰好赶在给伊拉克的20万名士兵投用该药物之前发布：“（其中）丝毫没有提到军队训练本身即是一种致命的药，或者士兵的献身精神让他们成为了军队用来测试未经批准药品的绝佳的小白鼠。”[59]
帝国的、殖民的、国家的、NGO
与雌性蚊子抗争的历史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很相似：在蚊子之战经历了帝国、殖民和国家三个阶段后，我们正身处于NGO非政府组织的阶段，其特征在于不断缩减的政府医疗预算、通过结构调整来推进的私有化以及非政府组织与开发机构的活跃行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年向研发转基因雄性蚊子的项目投资了三百四十万美元，这让洛克菲勒基金会再一次身处战场前线。当这些蚊子被大量释放时，它们的后代将会在第一次交配后死亡——至少计划如此。蚊子不再传播疟疾，而是被转化为健康使者：“转基因蚊子将蚊子自身变成了一种商业产品，一种由慈善组织资助、经私立大学分支公司塑形、以资源不平等为特色的政治经济之下的商业产品。”[60]
释放这种类昆虫生殖炸弹会带来什么后果仍旧不明确，但NGO阶段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效果已逐渐展露了出来。慈善机构免费发放浸满杀虫剂的蚊帐，导致了一种经济型的重组：从越南和泰国本地的传统蚊帐生产者，转向了工业生产区以大规模生产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61]
加纳的一项测试这种现代蚊帐功效的研究表明，在初期短暂的改善过后，情况又恶化了许多：这些浸满杀虫剂的蚊帐的主要功能不是防止蚊子靠近人类（传统蚊帐也能做到这一点），而是直接杀死接触蚊帐的蚊子；加之药剂具有驱逐效果，它们也能阻止蚊子靠近蚊帐。换言之，蚊帐表面的杀虫剂形成了第二层生化网，其威力远超过物理材料做的网。这造成了一种巨大的适应压力：一开始，普通蚊子大量死亡，或根本无法靠近蚊帐。但很快，蚊子族群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支，通过改变自身习性来应对杀虫剂：它们成群地避开室内空间，更早地出动，而这意味着甚至连传统蚊帐也失去了功效。因此，疟疾的感染率比起免费发放蚊帐前仍在不断升高。
在人类学家乌里·贝塞尔（UliBeisel）看来，蚊子对慈善控蚊尝试的反抗一方面在于上文所描述的习性变化，另一方面在于蚊子生理上对杀虫剂抗药性的形成。首先，昆虫神经系统中会遭到杀虫剂攻击的部分恰巧发生了变异；其次，新陈代谢的改变使杀虫剂在趋近目标前变得无害；最后，蚊子吸收毒药的表皮同样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异。室内驱蚊剂（蚊帐和喷雾）与农业用药的化学相似性也导致了交叉免疫，从而增强了这种新的抗药性。[62]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动物是就人类而言的他者（它们自然、直觉、野性、无法言语、没有历史、没有灵魂等等），那么昆虫则是就动物而言的他者。[63]昆虫似乎不具有个体性，甚至没有一张我们能够阅读其内心世界的面孔。因此，将人类比作昆虫就是一种最极端的非人化的描述。
在西方现代性中，面对令人不快的、可能致命的昆虫时，人们经常采取的是一种以歼灭为目标的军事性对抗策略。因此，乌里·贝塞尔对休战的提倡显得颇具挑衅意味：“或许控制蚊子最好的方式不是思考该如何消灭它们，而是要问我们如何找到方式与之彼此容忍地共处？”[64]
图片版权：ChristinaLinortner法希姆·阿米尔
汉堡白蚁
与蚊子的抗争是殖民扩张策略的一部分，而在二十世纪，另一种昆虫却对殖民者自身进行了殖民。我们所说的这种昆虫即白蚁，它征服了一整个德国北部城市，并动摇了当地的生物圈。
在18世纪，当非洲被科学家军团测绘、探索的同时，殖民者被迫承认——真是意外！——原来非洲早已被一种白色的蚂蚁，即白蚁（termites）所殖民了。随后，成群结队的人种学摄影师们记录下了那些看似“原始”的人类和他们简陋屋棚旁边的白蚁建筑，后者相比之下像是无限延展的高堂广厦，引起了欧洲工程师的困惑和羡嫉。[65]
20世纪初，当德意志帝国在非洲西南部（今天的纳米比亚）开展针对赫雷罗族人（Herero）和纳马族人（Nama）种族歧视的集体惩戒运动时，殖民者自身则面临着白蚁的殖民。[66]
这些“有害的、啃噬木头的生物”[67]跟着用来覆盖城市新型供暖系统的进口木材来到了汉堡。白蚁本来不可能在北欧冰冷的气候下存活过一整个冬天，但幸运的是，年当地电力公司开始将生产电能的剩余热量通过管道系统输送到政府办公室和人们家中。[68]城市下方的区域供暖网络为冰冷的北欧气候下的白蚁提供了慰藉：“暴露在外的管道将土壤暖热了，再加上可口的木头——这一切对白蚁来说再好不过。”[69]
另一个问题——木头对白蚁而言太过干燥——则由它们自己解决了：它们在地里建造泥土管道，给白蚁殖民地（termitescolonies，即蚁巢）提供了必要的湿润，以免它们脆弱的皮肤和柔软的身体丧失水分。靠着数千张饥饿的嘴，白蚁殖民地咬穿了汉堡的地下世界，带保护壳的隧道甚至交错连通到了地面之上。
白蚁们秘密地生活在它们日益蓬勃的殖民地中，一直到年。一个建筑工人将他的外套放在了区域供暖网络入口处的一堆木头上，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那堆木头变成了粉末。
供暖管道不仅是白蚁冬季的理想家园，同时也是入侵城市的地下导览图：白蚁们跟随管道网络一路啃到了卡洛琳街区（Karolinenviertel，又称卡洛区“Karoviertel”）和法院区（Justizforum）的树上，并在那里居住到了今天。
卡洛区被一群意气相投的创业者从上方改造成了绅士化问题泛滥的时尚住宅区，与此同时，威严的法院区（由最高地区法院、犯罪司法大楼和民事司法大楼组成）则受到了来自下方的侵袭。一名政府官员声称，当公务员们发现白蚁像成千上万的小巴枯宁（Bakunin）一样开始啃噬国家注册记录时，资产所有者最糟糕的噩梦成真了。[70]
年代巴枯宁风格无政府主义暴动的策略性目标，是在正常阶级统治恢复前尽可能多地摧毁地方房产和银行债务记录。讽刺的是，BASF巴斯夫公司推出了一种杀除白蚁的药剂，名叫“特密得”（Termidor），其命名无意间和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的“Thermidor”（热月）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后者指的是官僚主义用来恢复权力的反革命阶段。[71]在“特密得”公司网站的企业“新语”（Newspeak）中，控制就意味着杀死，设计等于灭绝，而“Lifetime”（人生）一词则被打上了注册商标：“控制白蚁的最佳解决方案，就选Termidor?…参见Lifetime?频道节目《设计空间》。”[72]
文件很快被转移了，但过去九十年来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在地下安装玻璃屏障，或用大量热力进行烘烤，都没能解决白蚁的问题。甚至，移除整栋房子，或者德国军队研究小组所进行的荷尔蒙实验，也都没能起到任何作用。[73]
用毒性极强的药剂喷洒整个街区、在砖墙和木材中导入各类杀虫剂，诸如此类的陈旧策略一直到年代还很常见，但今天最新的武器是使用“同类剂量”（homeopathicdoses）来进行智能投毒：使用低浓度毒药，以便白蚁能将其带回殖民地并喂给其他白蚁，这样毒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累计并最终发挥作用。根据官方估计，在城市的某些地区，百分之九十五的汉堡白蚁都被消灭了，但同时，新的地区又遭到了侵蚀。德国教科书对孩子们有如下训诫：“成功总是危险的：有时白蚁不喜欢诱饵的味道，有时消灭了白蚁的地区也会被再次感染。”[74]
栖息地的国粹主义回声
虽然白蚁给城市和房主造成了大笔经济损失，这种昆虫仅仅在最近才被正式定义为“具有侵略性”，而且在种白蚁族群中只有27种被归入此类，而人类的商品交易则被认为是白蚁扩散的最重要原因。[75]生物种族的侵略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侵略生态学的研究领域直到年才确立下来，并因其晦涩繁复的专业术语而闻名。[76]这意味着，该领域所使用的词汇经常缺乏准确的定义或普遍的共识。
侵略性这一具有历史争议的问题与栖息地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什么是栖息地？“栖息地”（habitat）一词描述了个体和种族之间的空间统一性：一个特定族群生殖繁衍所需要的空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é）的《自然系统》（SystemaNaturae，）。拉丁语中的habitat的意思只是“他/她/它生活”或者“他/她/它停留”，最初被用作动词，表达一种活动。但随后，这个词固化为意指具体的空间领地。在这种新形态下，它能够被“陌生的、偶发的、异域的、外国的、非原住的、非本土的和新奇的”生物所侵略或征服。[77]栖息地成为了一个概念，让人想到有着稳定、牢固、可控边界的国家。
某些动物在哪里生活，或者应当在哪里生活？这个看似天真的问题恰恰无法与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话语圈分割开来。科学理论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考察了冷战时期的免疫系统这一概念的历史。[78]微观生物模型与地理政治模型之间的相似度十分惊人。对免疫系统的科学定义听上去像是一份北约的任务报告：对内部和外部之定义的热切追求，既描述了机体自我保护功能的一部分，也能联系到国家和国界，同样具有双重意义的是对外来入侵者的识别和缴械，以及随时可能从一种无害静止状态癌变为致命增生的内部危险来源（像是潜伏间谍，sleepercells，其字面意为沉睡细胞）。相似地，自然栖息地和侵略性物种的修辞使人联想到被放逐的革命文化理论家列夫·托洛茨基关于“无需签证的星球”的哀叹，[79]一种延伸到了非人类世界的可疑的人类特权。
抗击汉堡白蚁的努力，不能被减化为纯理性的话语或实践。汉堡白蚁的问题在于，它们也会入侵我们的梦。
在他的《昆虫志》（Insectopedia，）中，休·莱佛士（HughRaffles）认为“昆虫既没有数量，也没有尽头”，而它们栖居的噩梦就像昆虫本身一样种类繁多。关于“繁殖”、“群体”、“不可控的身体”、“没有防护的入口”、“脆弱的空间”、“我们血管中的异体”、“我们耳朵里、眼睛里和表皮下的外来入侵者”的噩梦。我们也别忘了“结队爬行和成群浮游的噩梦”、“没有理智和无法交流的噩梦”，以及“看不见脸”和“没有脸”的噩梦；还有“被吞噬”、“被占领”、“孑然一人”、“穿上鞋”、“脱下鞋”的噩梦；“怪诞景象”、“缠结的头发”、“张开的嘴”、“随机、不经意瞬间”的噩梦；或者梦到
资助了几乎所有昆虫科学基础研究的军队，梦到大脑被探测、刀片刺进眼球。假如这些揭示了蝗虫漫天、蜜蜂寻路、蚂蚁觅食的秘密，那么这些秘密会产生其他秘密，而噩梦诱发其他噩梦，虫蛹吸引其他虫蛹，昆虫带着芯片降生；半机械半昆虫的昆虫；远程遥控的武器化监视昆虫；执行任务的飞蛾；卧底的甲虫；更不用说机械虫，这些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投用、大批量自杀的噩梦昆虫。这些噩梦梦到了战争的迫近……梦到了本·拉登正在某个山洞的一角。[80]
作为真实、象征和情感的载体，汉堡白蚁引发的不适感好像一朵“形如剑状的云”，直击城市的心房。假如蚊子能盖过它们所制造的社会噪音说话，正如蒂莫西·米切尔在对埃及殖民地疟疾爆发的分析中所说的那样；[81]假如舌蝇能尖叫，正如克莱普腾·马福亨格（ClappertonMavhunga）对津巴布韦戈纳雷若国家公园（Zimbabwe’sGonarezhouNationalPark）中人类和非人类纠葛关系所描述的那般[82]——那么汉堡白蚁则会敲打出一番喧嚣的非洲鼓。[83]
白蚁脏腑中的政治救赎
当白蚁抵达汉堡时，关于昆虫的讨论已开始由欣赏转变为了厌恶。研究表明，白蚁有两个胃——其中一个是“社会胃”，负责携带食物回到殖民地供其他白蚁食用。死去的白蚁也会被吃掉。除此之外，殖民地中所有的成员都需要吃下粪便以进行再消化。白蚁殖民地中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从头到尾，食物持续不断地在整片领地中流传，由外出觅食的传给留守蚁巢的，由年长的传给年轻的，成为一碗无限循环的汤羹，即便这汤羹有些奇怪。”[84]如今的科研项目互相竞争以掌握蚁巢中复杂的空调系统，但同时，对白蚁殖民地运作机制的仔细查看，也让我们管窥了如何进行完全回收所带来的噩梦。
比利时诺贝尔奖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在《白蚁的一生》（LifeoftheTermites，）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惊人的社会代谢：“你看，这是完美的共产主义，在吃屎的集体主义驱动下、咽喉和肠道实现的共产主义。在这乏味却繁荣的白蚁共和国中，不存在一丁点的浪费，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肮脏理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这里成为了现实。”[85]
年，坚定的纳粹支持者、林业学家和动物学家卡尔·埃舍里希（KarlEscherich）在他作为慕尼黑大学新任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提到了这条线索。他的演讲标题是《白蚁假想》（TermiteDelusion），将第三帝国所谓的好的蚂蚁殖民地与苏联恶毒的白蚁社会进行了对比。[86]
在埃舍里希发表就职演说的同一年，另一位生物学家让·L·萨瑟兰（JeanL.Sutherland）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白蚁“达尔文澳白蚁”（Mastotermesdarwiniensis）直肠中的奇怪微生物。[87]萨瑟兰称这种小动物为Mixotrichaparadoxa，意思是“毛发蓬乱的奇特生物”。一方面，埃舍里希因为其消化系统而将白蚁妖魔化仅具有有限的历史意义，但另一方面，萨瑟兰的发现在最近几年重新引起了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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