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津巴布韦在年启动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虽源于黑人民众对土地的强烈渴望，但从本质上而言，它是穆加贝政府在民众的反抗、老兵的不满和民主变革运的挑战面前，为应对政治危机和保持执政地位而采取的举措。“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解决了津巴布韦的二元土地所有制问题，但其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政治分立、种族主义和政治暴力等政治后果。“快车道”土地改革还对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构成、农民反抗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土地问题一直与津巴布韦的政治发展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导致了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赋予津巴布韦独立的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其矛盾与斗争的核心是土地问题；独立后前20年的土地重新安置，不但影响了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和解进程，而且由于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白人与黑人之间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最终导致穆加贝政府在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于年开启“快车道”土地改革进程。
一、“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诱因
津巴布韦在年独立后继承了殖民时期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为改变这一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局面，穆加贝政府在独立后开始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但进展缓慢，到年“快车道”土地改革前夕，仅在.5万公顷的土地重上新安置了约7.5万个家庭，远未解决黑人民众对土地的诉求。
迟滞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与经济下滑导致民众对穆加贝政府的不满日益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末，穆加贝政府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主要包括民众因失业、通货膨胀、实际工资降低和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而频繁罢工，老兵因政府没有兑现分配土地的承诺及抚恤金遭到贪污等开始攻击政府，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在年成立后迅速给穆加贝政府带来重大挑战。
穆加贝政府自独立以来所一直面临两难困境，即如果不加快土地改革的步伐，就会失去黑人农民的支持；但如果加快这一步伐，又会导致与白人关系破裂。随着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当穆加贝最终面临执政危机和下台风险，从而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而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是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
二、“快车道”土地改革的结果
“快车道”土地改革始于年7月，穆加贝政府试图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快车道”土地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强制征收的方式，获取约万公顷的白人农场用于重新安置。
“快车道”土地改革导致津巴布韦的土地占有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到年，白人只有个农场，占地10万公顷，仅占耕地总面积的0.4%；土地改革后的各类农场总数则达到了24万多个，总面积共达万公顷。
需要指出的是，虽也有一些土地被分配给了津民盟、政府和军队中的高官，但“快车道”土地改革最主要的受惠者为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既包括无地者、失业人员，也包括私营部门的从业人员）、公务人员（其中包括公务员、军人和警察）和老兵。
三、“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化
穆加贝政府将“快车道”土地改革与“齐木兰加”，即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赋予其历史延续性和爱国主义的内涵，但完全将土地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还是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后果。
首先，爱国主义的重塑。“快车道”土地改革开始后，穆加贝政府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重塑和延伸，将土地改革置于这一爱国主义历史传统的核心，将津民盟塑造为这一爱国主义历史传统最终得以实现的领导者，将土地改革、津民盟的执政地位与爱国主义完全融为一体。
爱国主义的重塑及将土地纳入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不但有助于创建“快车道”土地改革合理化与合法化的政治话语，而且有助于穆加贝政府加强合法性和扩大群众基础，因为其背后的逻辑，是只有津民盟才能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只有津民盟才能实现人们对土地的需求。
其次，种族主义的再现。津民盟所重塑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将黑人区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者，其还按种族画线，将整个国家划分出本土黑人和欧洲白人两个阵营。在土地与政治相结合，以土地改革来谋求政治支持的背景下，白人商业农场遭到占领，白人农场主遭到驱逐、殴打甚至杀害。历史由此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50年前，为了安置二战后白人移民，奉行种族主义的殖民政府将至少10万非洲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50年后，那些非洲人的后代又反过来以种族主义为利刃，将那些白人的后代驱离这片土地。
最后，暴力使用的合法化。年之后，暴力似乎成了津巴布韦政治的代名词。穆加贝政府在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话语之下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敌我两分法，而这种两分法所指导的实践，必然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去对付想象中的敌人，其中包括使用暴力和武力。暴力自此得以政治化甚至合法化，成了穆加贝政府谋求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
四、“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影响
“快车道”土地改革不仅是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转折点，也是津巴布韦独立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点。
首先，导致津巴布韦社会经济的政治化。从政治而非经济的角度出发来开展“快车道”土地改革，不但标志着土地改革乃至土地问题的最终政治化，而且开启了此后穆加贝政府试图利用一切手段和资源来谋求自身政治目标的进程，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生活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备受争议的本土化政策既然是如此。
其次，导致津巴布韦的阶级构成与政治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白人农场主集团已经不复存在；新的黑人商业农场主阶层逐步兴起；黑人小农场主逐步成为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因土地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及因白人农场主土地被剥夺而对私人财产权所产生的不安全感，越来越站到津民盟的对立面，且自年议会选举开始，一直是民革运坚定的支持者。
最后，导致津巴布韦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在这两极中，一极为津民盟，更准确地说为穆加贝及其支持者；另一极为津民盟的反对者，主要为民革运及其他反对党，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这两极在年之后的历次总统选举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动用国家机器和采取暴力手段，以此造成津巴布韦政治文化的暴力化倾向和政治派系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政治剧变，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埃莫森·姆南加古瓦继任总统。姆南加古瓦上台后，虽多次表示土地改革已不可逆转，但他也承诺将会对失去土地的农场主进行适当补偿，且已向前白人农场主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回到津巴布韦从事农业生产。
此外，姆南加古瓦政府还大力推行和平与和解政策，力求通过弥合两大主体民族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之间的裂痕，真正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总体而言，随着后穆加贝时代的到来，“快车道”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政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消弭。
（作者：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摘自《国际政治研究》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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