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土地问题一直与津巴布韦的政治发展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导致了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赋予津巴布韦独立的兰开斯特大厦会议，其矛盾与斗争的核心是土地问题；独立后前20年的土地重新安置，不但影响了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和解进程，而且由于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殖民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白人与黑人之间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最终导致穆加贝政府在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于年开启“快车道”土地改革进程。
津巴布韦在年独立后，继承了殖民时期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约名大型白人商业农场主占有万公顷的土地，约70万户村社地区的农民只占有万公顷的土地。为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局面，穆加贝政府在独立后开始了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但这一进程进展缓慢，到年“快车道”土地改革前夕，仅在.5万公顷的土地重上新安置了约7.5万个家庭，远未解决黑人民众对土地的诉求。
迟滞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与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导致民众对穆加贝政府的不满日益严重，其执政基础日益薄弱。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众的反抗日益激烈，老兵因待遇问题而对抗政府，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则在年建立并迅速崛起，穆加贝政府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最终导致穆加贝政府在年推行“快车道”土地改革。“快车道”土地改革标志着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被最终政治化，它既是穆加贝政府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而进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更是其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继续保持其执政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举措。
“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解决了津巴布韦自殖民时代以来少数白人与黑人大众之间不平等的土地占有问题。截至年，津巴布韦已经只剩下个白人农场，占地10万公顷，土地改革后的各类农场总数则达到了24万多个，总面积共达万公顷。然而，“快车道”土地改革也导致津巴布韦农业生产的严重下降、国内政治局势的混乱和以欧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
更为重要的是，穆加贝政府将“快车道”土地改革与“齐木兰加”，即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赋予了其历史延续性和爱国主义的内涵：19世纪末的第一次“奇木兰加”是为了反抗殖民者掠夺土地；20世纪60年开始的第二次“奇木兰加”是为了从白人政府那里夺回土地；而年后的第三次“奇木兰加”则是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历史延续性与爱国主义的重塑，不但在为“快车道”土地改革寻找依据，而且有助于提升津民盟的政治合法性和缓解民革运给其带来的政治冲击。但土地与政治的最终结合，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再现、暴力使用的合法化，以及将土地作为谋求政治支持的工具。
土改后的农场
“快车道”土地改革还对津巴布韦此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导致津巴布韦社会经济的政治化，导致津巴布韦的阶级构成与政治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导致农民转变反抗的对象和目标，以及导致津巴布韦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政治剧变，执政37年的穆加贝总统辞职，埃莫森·姆南加古瓦继任总统。姆南加古瓦上台后，虽多次表示土地改革已不可逆转，津巴布韦人永远不会再让外国人来控制他们的土地，但他也承诺将会对失去土地的农场主进行适当补偿，且已向前白人农场主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回到津巴布韦从事农业生产。此外，姆南加古瓦政府还正在大力推行和平与和解政策，力求通过弥合两大主体民族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之间的裂痕，真正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总体而言随着后穆加贝时代的到来，“快车道”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政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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