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主讲人
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
从创建共产党到建立新中国：——开天辟地一声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崭新国家的奋斗历程，深切缅怀共和国缔造者们的光辉业绩，必将进一步激发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顽强斗志，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奋发有为。28年风雨如磐，28年浴血奋战，28年初心永驻，28年使命在肩，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28年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在人类进步发展史上书写了崭新而独特的一页。
公元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年的成立绝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必须把视野放到更长远的历史中去，透过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看清历史的趋势，明晰历史的必然。
（一）
年，一个民族屈辱记忆深刻的年份，被称为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对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地位和社会性质，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代以来历史大背景。从年到年的66年中，中国的上空一直笼罩着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硝烟。比较大的战争有：年到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年到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年到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年到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等。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与侵略战争始终紧密相伴的，是妥协和退让，是割地和赔款。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占领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侵略战争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让清政府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仅此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不过多万两。在国内，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民和雇农，却没有或有很少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革命理所当然面临两大根本任务：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推翻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反对封建主义，推翻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掠攫夺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风起云涌。同时一批先进中国人率先醒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也产生了一批主张改良革新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掀起变法维新运动。
（二）
然而，风起云涌的起义也好，视死如归的维新也罢，终究归于失败。失败说明了什么？说明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怎么办？只有另寻他路。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也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发展，还随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的失败，一个可由“伟大”来称誉的人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他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响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年，他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性质，其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治的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年，旧历辛亥年。经过酝酿、准备以及零星般起义的失败，进入10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火山喷发般地爆发了。这场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它推翻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清王朝的统治，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它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大解放。毛泽东给予辛亥革命这样的评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以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称孙中山为“先生”。
（三）
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也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是归根结底，终究还是失败了。失败了说明什么？说明此路还是不通！党史教科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比如，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没有形成能够领导革命的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等等。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中国由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其间还导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丑剧。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而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起来。到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万人左右，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各类非产业工人，其总数最多时达到万人。他们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又同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历史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期待。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人们再次发出了中国走什么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的疑问。失败使人反思，黑暗促人警醒。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必须先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必须改造“国民性”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于是，一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刻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了猛烈攻击，一下子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但是，从政治上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而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之中，早已有人质疑过。李大钊在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随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带来极大鼓舞。走俄国的路？俄国的路是不是中国的路？人们越来越相信。十月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活生生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给中国送来了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这个19世纪西方人的名字，在中国先进分子中越来越深入人心，他的思想的光亮，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前进的道路。第一个高高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是李大钊。从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充满信心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年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四）
一个伟大政党的破土而出绝不是轻轻松松的。积时积势，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运动的中心在由北京转向上海的同时，运动的主体也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它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团结。积思积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走在最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一些在海外留过学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出版。当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放肆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年8月他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所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是在有力批驳胡适，也是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还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进行的话，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都纷纷撰文加入。这场争论持续一年多时间，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甚至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历史地看，论争不是坏事。在争论中，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进步青年去认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先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紧接着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还提到《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对他的影响。此外，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也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这支信仰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并逐渐扩大，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
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是把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月份，但实际上，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和建党工作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能不说的是，其间的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接着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经过考察他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应该说，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是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经过是：在同年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的组织，并起草共有10条内容的党的纲领。关于党组织名称问题，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8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任书记。到了11月，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上海、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董必武等在武汉，毛泽东等在长沙，王尽美等在济南，此外，在旅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就直接称作“共产党”。而关于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人数，长期有不同的说法，权威党史读本采用了58人之说。那么，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做了哪些工作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半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也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于年8月出版。二是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纷纷宣扬自己的主张，混淆视听，主要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有优势；此外，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也有一定市场。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之展开论战，进行坚决斗争，并在论战和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三是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还通过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入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组织起来力量大。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近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建立团组织。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随后，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而一个政党的建立和诞生，又何尝不是历史前进的逻辑的结果，何尝不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工人群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提高积极觉悟，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能够正式建立和领导一个政党的先进分子。这一切充分说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时间不知不觉进入年。3月，李大钊撰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遗憾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均因故未能出席会议。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正式开幕了。现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就是当时一大的会址，当时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号。各地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第二天，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进行了详尽的讨论。30日晚，因一名神秘男子的突然闯入而终止会议，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嘉兴南湖，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红船精神”也成为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党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一度遭到暗探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实际上这是开天辟地一声雷。响雷过后，革命的火种已然点燃，中国的沉沉黑夜开始渐渐露出曙光。28年后，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诞生了。
旧中国的最高水平，年的水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解决了过去国民党时期非常严重，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的过程来看，应该说这个政权是选出来的，是人民授权的，符合一般民主原则。当年新政权的建立，基本上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建立军管会，一个地方解放之后，先成立军管会，安定地方局势。第二步，形势稍微一安定，协商产生临时性的政权。第三步，条件具备之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所以，政权的参与者跟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样，也都是各界群众选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士参政数量比例很多、很高。所以，这个政权的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各界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支持人民民主政权。
第二、恢复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共产党用什么办法恢复国民经济？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大家一同来恢复，先是进行土改，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再一个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把一些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广大工人感觉到不光政治上翻身了，而且经济上也成了企业的主人。还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调动了资本家的积极性，共产党人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他们恢复发展生产。靠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到年底，国民经济就恢复了。
第三，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这是在外交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有一条叫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说得很形象，旧中国好比一间屋子，太脏了，什么人都进来踩上两脚，应该彻底打扫干净。然后再去请客，再同愿意平等对待我们的政府谈判建交。那么，怎么打扫屋子？就是旧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承认。因为不平等条约，我们失去的国家民族权益，尽可能地收回。
第四，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的意义，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曾经在报告当中做了这样的总结。他说，这场胜利有力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彭总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非常准确，非常形象，也非常提气。我们大家都学过中国近代史，近代西方列强几乎没有一个没侵略过中国。像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这样的小国，一艘军舰开到我们沿海，就逼着中国政府答应一些屈辱的条件，这样的历史被抗美援朝永远终结了。
我们现在说年10月后的中国是新中国，说年以后是解放后，新中国新在什么地方？解放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四个举措应该说体现得清清楚楚，就是跟过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正确对待所犯错误，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
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拥有崇高的威望，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做法，更加重了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没有隐瞒灾情，而是及时地把困难情况告诉人民，共克时艰，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克服了国民经济衰退的巨大困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形成的威望，这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当时因经济困难，为减轻国家的经济供应负担，要精简那些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工到城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从年年初到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万、城镇人口万。广大职工、干部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也指出：“回想年、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年8月，邓小平在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又一次指出：年到年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年、年情况比较好”。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同身受，带头勒紧裤带过苦日子、渡难关。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有关特需供应的规定，范围宜定得小些，标准宜定得低些”，“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第一类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第二类的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为作表率，毛泽东本人中断了爱吃的红烧肉。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的氛围。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喝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同时，毛泽东自降工资，将工资由一级每月元降为三级每月.80元，一直到年他去世也没有改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年9月11日，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最近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地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对降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负责干部的现行工资标准提出如下建议：三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级降低百分之十；五级降低百分之八；六级降低百分之六；七级降低百分之四；八级降低百分之二；九级至十七级各降低百分之一。企业、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的工资，应该同样降低。军队中的党员负责干部的工资，也应该相应地降低。”而“非党干部的工资标准，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的措施，从今年十月份起执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的指示，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措施是正确的，望即布置执行，并提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年11月，邓小平专门就此事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
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主义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亲族共同化解；国家有难，仁人志士毁家纾难。中国古代典籍《战国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之语，讲述的是发生在燕国的一个故事：燕国太子继位后，无论谁家有婚丧嫁娶等事，他都亲自过问，与百姓同事安乐和悲苦，最终把燕国治理得国富民强，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戴。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正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正确对待所犯错误，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史为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在年初召开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人大会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这时比较冷静，他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对于如何看待“大跃进”的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两次讲话。年2月，邓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中央领导人这种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了彻底否定，同时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是善于把错误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在承认毛泽东有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对当时出现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两种不正确的思潮加以拨乱反正。前面已提到的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这篇讲话对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之后，继续发展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六大特质决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现代化巨大成就。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至少有六个方面的优秀特质：
第一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想追求的党。中国共产党跟别的党很不一样，或者说最不一样的，我认为就是因为有远大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二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由科学理论引领着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些理论经过实践的充分检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
第三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选贤任能机制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力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存在的带病提拔的问题。我们现在选人用人机制更科学，选人用人更准确，更让大家服气，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第四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明纪律规矩的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纪律规矩更多、更丰富，也更完善，执行起来也更加严格。全党上下，包括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规矩执行严格。
第五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自我革命精神的党。我们现在是执政党，而且我们要长期执政，但是，我们这个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要用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我们看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深刻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自我革命精神这一点上，我所了解到的其他政党，恐怕没有一个党能跟我们这个党比。
第六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强大执政能力的党。中国共产党连续执政超过70年，这70多年取得的执政成就，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有全面丰富的展示。这些成就让我们感到骄傲、自豪、鼓舞，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编辑：张馨冉
校对：朱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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