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最近总会频繁地无意间想起老司机peter。
第一次见到peter是在年，我第一次去津巴布韦，也是第一次去非洲。彼时公司代表处刚成立，只有杨总和我两人，还没配车，出行都要打车。Peter是我们的御用司机，60多岁的样子，大概一米六几的身高，偏瘦。有一张典型的老年黑人的面孔，满布皱纹，常年戴着一顶老年鸭舌帽，露出的两鬓的头发紧紧地贴着皮肤，夹杂着不少白发。
那时候津巴刚从极端的恶性通胀中缓过劲来，废弃了本国货币津元（极端时候发行了最大面值万亿津元的钞票，人人都是亿“万富翁”），老百姓日常都直接使用美元。国家经济依然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除了烟草、钻石等几个行业外没什么像样的产业。Peter家里很穷，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养活老伴和几个孩子。开着一辆银白色的小面滴，已经有些年头了，时常出毛病，要送到汽修厂去修理。为了节省“收音机税”，车里连广播也听不了。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市中心一趟需要3美元。如果要去稍远点的地方，我们要先预付一部分车费，去加油站加油。
Peter虽然很穷苦，但总给我一种“体面”的感觉。他常年穿着蓝灰色的衬衫，麻灰色的西裤，衣服虽然老旧，但是干净整齐，应该每天都熨烫过。他说英语带着浓重的非洲口音，但语速不急不缓，慢条斯理。有时候因为堵车迟到，或语言上沟通不准确耽误了时间，杨总忍不住训斥peter，他会试着用不高的声调来辩解，说不过，就问：“Whatdoyouwantmetodo,Sir?（你们想要我怎么做呢，先生）”。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用4次车，上下午各往返一趟市中心，每天能够给peter带来稳定的12美元收入。对当地司机来说，这是笔非常好的生意——很多司机在酒店或超市门口，可能也接不到一个活，而3美元就足够当地人一天的伙食费了——peter也唯恐失去我们，各方面力图服务到位，谨小慎微。有时我们要用车，他的车坏了，或者距离较远，赶不回来，便会迅速联系其他司机来接我们。常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岁数差不多的老头，比peter更老一点，也更矮、更瘦。名字我记不住了，也可能是压根就没听懂过。他的口音更浓，沟通起来尤其困难，有几次把我们带错了目的地。杨总警告Peter，别再让别人来了，如果他赶不过来，我们就直接找别的司机。
在国外的生活很枯燥，代表处人少，Peter打交道久了，觉得他也像是个老朋友。有时候会问问他当地有没有些好玩的、好逛的地方，问问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以及过去的生活的样子。津巴曾经一度是个非常富饶的国家，被称为非洲的面包篮子，每年都能出口大量的烟草、大豆、鲜花等农产品。津巴气候温润，土地肥沃，被白人选为居住的地方，治理地很好。在市中心，街道规划整齐，很多办公楼建的很好，样式美观，设计理念超前，很难想象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这些办公楼给你一种恍惚的繁华的假象，仿佛穿越到日不落帝国、白人歌舞升平的时代，只有进去以后，老旧的时常停用的电梯和昏暗的灯光才把你拉回到现实。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津巴日渐衰弱。老百姓日子过得很不好。像peter这种岁数的人，正好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兴衰沉沦。他幼年时，接受了英国的那套文化和教育；青年时，国家独立，经济富强，一切似乎充满了希望；可往后，欧美制裁，经济崩坏，连养家糊口都很困难。他这一代人似乎是出生在最好的年代，然后从顶峰一直往下坠落，生活想必格外艰辛。
那个时候我刚步入社会，内心很弱小，精神很脆弱，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那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如何才能做成项目、怎样得到领导的认可、以及多久才能攒够首付。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有能力给周围的人一点帮助，更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点帮助或许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变。
那几年，我频繁地往返国内和津巴。每次飞机落地，杨总都会在出口处等我，然后坐上peter的出租车，在落日余晖中穿过非洲大平原上修建的机场高速奔驰。每次回国，也是peter载着我们和行李，一路送到机场。Peter那招牌式的笑脸，银色的小面滴，以及颇具口音的“Hello,MrZOE”的打招呼的声音，几乎固化成了一个符号——我每一段非洲时光的起始符和截止符。
年，代表处买了车。一开始，我们不熟悉非洲路况，或者遇到团组人多，还会经常性地叫上peter。后来，杨总的车技日渐娴熟，酒后开车能飙到码，慢慢地用peter就少了。再后来，兄弟公司的代表结束任期回国，把他那辆车也给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坐过peter的出租车了。
年的一天，我独自一人沿着第五大道，从市中心往回走。两旁的蓝楹树花开正盛，一半摇曳枝头，一半铺落满地。我满腹心绪，也不记得是在怀念故里还是在担忧前程，突然听见远远地有人向我这边大喊：“Hello,MrZOE”。我抬眼看去，马路对面，Peter坐在他那辆银白色的小面滴里面，摇下车窗，满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看起来很高兴，像是见到一位久违谋面的老朋友。
我朝他远远地挥挥手，回了一句：“HiPeter,Longtimenosee（Peter，好久不见）”。确实，那时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但我并不在意，我们都在津巴，都在哈拉雷，随时都可能再见面。我手机里存着他的手机号，随时都可以给他打个“Hi,Peter,pickmeupatBorrowdale,NOW（peter，现在来borrowdale接上我）”，他就会在5分钟之内出现在我面前。
然而我竟未想，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peter，也再未去过津巴。
那次回国后，由于津巴经济长期没有起色，项目无法开展，我被转而派往肯尼亚。一年后又换了一家单位，迄今再未踏上非洲。那次以后，津巴这个国家也经历了很多变故，老总统穆加贝下台，去世；姆南加古瓦执政；政府重新印发津元，和美元的汇率一开始锁定在1：1，然后是8：1、80：1；老百姓在银行面前排着长队取钱，每天不能超过50美元；加油站不收津巴，要求必须用美元支付...
每当我看到订阅号推送的有关津巴的消息时，就会忍不住想起在当地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了，有没有变得好一点？或是更差？Peter的车还能不能开？如果出了大故障，他有没有能力去维修或是换一辆新车？他身体如果不行了，开不了车，他的子女能否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有时甚至会想，不知peter是否还健在？以他的年龄，在非洲人中已是不低了。
最近，我更是频繁地想起peter，想起他生活的艰辛，想起他乐观的笑容，想起他努力地维持的“体面”。
年纪越大，就越意识到“体面”是一件多不易的事情。如何能过得体面？有钱？还是有权？——都不尽然。钱和权固然可以帮人体面，却也不能十足保障。更不用说，大部分赚钱或者谋权的方法和过程，都特别地不体面。《让子弹飞》里，葛优说，要钱，就得跪着；站着，就赚不了钱。姜文说，老子就是要站着把钱赚了。姜文手里有枪——不光有枪，他还是导演，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固然可以站着把钱给赚了，饶是如此，也还是牺牲了小六、老二、夫人、汤师爷，否则体面来得太容易，就过分失了真。你我芸芸众生，写不了剧本，也摸不着枪，想体面，谈何容易。
然而人终究应该活得体面些。有钱有权要体面，没有钱没有权也要体面。有钱有权的体面，是通达兼济、包容宽厚的体面；没钱没权，是不卑不亢、自尊自爱的体面。
我有些后悔，当年我们对peter时常有些过于苛刻了。他的国家，逼迫他活得越来越不体面，我们本可以帮他过得更体面些，然而却没有做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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