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穷国过早民主为何会陷入津巴布韦困境，很简单——人性。在穷人占多数的时候，不需要自己付出劳动只需付出选票，那我为何还要生产蛋糕而不是分配蛋糕呢？也就是说，基于人性，一个穷人占多数的国家，选票意志必然会倾向于分配，那么这个国家也必然会民粹化，经济政策也必然强调分配，结果是经济停滞，制造更多穷人，政治进一步民粹，最后为穷人专制到独裁铺平道路。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从民主到独裁回潮
新华社最近做了一个叫“热点国家回眸”的专题，其中非洲的津巴布韦“成功”入选。而入选的理由众所周知，那就算该国发生了政变，对该国统治时间长达37年的穆加贝被赶下台。这一事件，让很多人为之欢呼雀跃弹冠相庆，有人甚至预言说，津巴布韦将藉由该事件从此由独裁之国过渡为民主政体了。对于这一预测，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我原没那么乐观。
与大家所认为的有所不同的是，津巴布韦从一开始就算专制政体。就津巴布韦的历史，有资料曾做过如下描述：
在白人执政的这段期间，津巴布韦境内的黑人团体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游击战试图推翻当权者。年，在国际制裁与黑人武装运动的交相夹击下，白人政府终于被迫与包括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PU）及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在内的诸多黑人势力签订了协约，共同推派卫理公会主教穆佐列瓦（AbelTendekayiMuzorewa）担任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临时政府的首相。
在英国的监督下，黑人游击组织终于愿意卸除武装结束内战，在年时举行了该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虽然穆佐列瓦有原本罗得西亚白人政权与南非政府的支持，但却在本国大部分的黑人族裔中缺乏信赖，他的过渡政府并没有在大选中获得持续执政的机会，而是由罗比特穆加贝（RobertMugabe）与他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获得了3月国会大选的多数票，取得政权。
谈到民主，Gasset给出的定义是，与民主相关的“求”是：“谁来行使社会的公权力?”对于这个问题，民主所给出的“解”是：公权力属于全体公民。但，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到公共权力的范围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决定这种权力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最终的归属到底属于谁。民主国家强调的是公共权力属于一切公民。这些公民可以借所有的社会立法来行使他们应该拥有的主权。
按照Gasset的定义，年的津巴布韦无疑是符合民主政体这一定义要求的，而穆加贝的当选，在当时也无疑是人民的选择。但也正如大家所见的，在其后的岁月里，津巴布韦并没能将这种制度维持下去，这个国家很快由民主政体回潮为独裁政权。
津巴布韦不是个案
更为要紧的是津巴布韦不是个案。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教授以加斯提耳(RaymondD.Gastil)所给出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有意义地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在民主政治中，这意味着所有成年人都拥有投票权，都有权竞争公共职位和议员位置，因此对公共政策拥有决定性的一票（Gastil，-ed.）——这一定义，及其民主分类体系——如果一国的小党派对政策的影响力不大，那么该国就将划为不太民主国家一类——这一原则作为测度标准。以年度为单位，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予以评分，其中他所给出的数值中，0对应的是最少的政治权利，而1对应的则是最大的政治权利，他以此来测度各国的民主状况。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国家数量最高达到个。巴罗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组，一组为南撒哈拉非洲地区国家，一组为非南撒哈拉非洲地区国家。
该项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世界民主指标的平均值在年最高，达0.66。随后一路下滑，到年该数值下降到0.44这一低点。其后，民主趋势又逐年上升，到年，该数值回升之0.58。该时间段之世界民主的整体趋势，可参见下图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年后为什么世界民主水平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呢？至少是年后的回升之势，为什么会如此之弱呢？巴罗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南撒哈拉非洲国家民主的倒退（亨廷顿则习惯于用威权主义的回潮来形容这种现象）。
虽然，自年以来，非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民主，也出现了大幅下滑。这可从上述地区民主指标的平均值看得出来：年该数值为0.68，但到年，该数值仅为0.55了。但很快就触底反弹，到年不仅回升至年的0.68，还创了新高，达0.69。而同期的南撒哈拉非洲的国家，民主也于达到顶点，该时期该地区的民主指标的平均值为0.58。但随后一路下滑，到年，该数值跌到0.19。后一直在0.2-0.25之间徘徊，只到年以0.18见底企稳并逐步回升。到年，该数值亦只回升到0.38而已。两个地区具体的民主走势可详见图2、图3：
巴罗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博伦的研究结论的支持。在一项针对非洲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中，博伦发现：20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而走向了独立。并在独立之初，受过去殖民力量，或者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影响，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而纷纷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到70年代早期，这些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逐渐地演变成了独裁的制度。
那么，亚洲的情况是否会好一些拟？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裴文睿（RandallReerenboom）的观察要让你失望了：过去那些试图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的时期就实施民主化的国家通常都失败了，很多都恢复到了独裁体制。
为什么会这样？
事实上，就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做过广泛的讨论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就曾表达过近似观点，他说：轮廓清楚的现代民主只可能出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种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数，如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普及程度，并计算出当时欧洲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非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较多或民主较少的那些国家的平均值。
通过这些广泛的信息资料，所做的全面统计检验对比，其结果显示为：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国家，无论是财富、还是工业化水平，或是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教育水平，其平均数都会越低。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为指标的经济发展程度，形成了一个与民主相关联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人民的政治参与度。
李普塞特所观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年这10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那么他的观点在以后的时间维度里，是否依然能够站得住脚呢？博伦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W.Jackman）于年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项针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在这篇题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经济与非经济决定因素》(EconomicandNoneconomicDeterminantsofPoliticalDemocracyinthes)的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并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指标简化为人均国民收入（GNI）一项。在他看来与人均国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予以分类，先后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予以了考察，结果如下：
针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的研究，亨廷顿用来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利用世界银行于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年》里所提供的世界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计价），和以此为标准所做的收入层次分类——既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定性为“高收入国”，将人均生产总值介于-美元的国家定性为“中高等收入国”，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介于-美元的国家定性为“中低等收入国”，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美元的国家定性为“贫穷国”。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符合“高收入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3个。其中，民主国家有18个、非民主国家为2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数量为3。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在这一经济发展层次的占比近80%。
符合“贫穷国”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总数为34个，其中民主国家只有1个、非民主国家则多达31个，介于二者间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国家则为2个。也就是说，在该经济发展层次中，民主国家的占比还不到3%，但非民主的国家占比却高达91%。
资料来源：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年（华盛顿：世界银行，年），第76－77页。
Ａ在－年期间，而且不包括那些在年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
Ｂ包括印度，该国在年变成不民主国家，然后在年又实现了民主化。
Ｃ包括尼日利亚，该国在年过渡到民主，在年又回归到军人统治，还有苏丹，该国在年和年之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来源：[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73.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亨廷顿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4]”正如历史经验所告诉我们的，这种相关性且是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那么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就表现得越低。反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那么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就会越高。换而言之就是，一国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多高，那么所对应的民主发展程度就会有多高。
为此，亨廷顿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8]”。他甚至公开指出，“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9]”。
如何走出津巴布韦困境
正如上所论，穷国过早民主必然陷入津巴布韦困境：别忘了年穆加贝可是绝对以民主民意形式上台的。穷国为何会陷入津巴布韦困境，很简单——人性。在穷人占多数的时候，不需要自己付出劳动只需付出选票，那我为何还要生产蛋糕而不是分配蛋糕呢？也就是说，基于人性，一个穷人占多数的国家，选票意志必然会倾向于分配，那么这个国家也必然会民粹化，经济政策也必然强调分配，结果是经济停滞，制造更多穷人，政治进一步民粹，最后为穷人专制到独裁铺平道路。津巴布韦无疑就是典型例证：
独立之初，津巴布韦全国80%以上的可耕地被占人口不到5%的白人占有。在这个黑人族裔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政客为获取黑人族裔的支持，于是以白人所持有之土地系在殖民时代从黑人手中非法取得为理由，进行土地改革，政府开始采取手段。年，政府修宪，强制赎买和征用白人土地，然后将其分给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年，穆加贝总统宣布将在5年内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年刚过完新年，“革命老战士”一举强占个白人农场。此举造成境内大量白种农人出走，经济陷入混乱。
穆加贝或许没有料到如此行为的后果。在国内，懂管理会技术的白人农场主走了，拿到农场的黑人兄弟们喜悦过后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管理农场、种好庄稼，农业生产每况愈下。
除此之外，据美媒报道称津巴布韦政府还曾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下了“死命令”——要么按照该国本土化法律，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要么关张走人。
与津巴布韦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拉丁美洲，它包括智利和秘鲁；在欧洲，它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至于亚洲，它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于这样的案例，我们还可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由霍亨索伦王朝的皇帝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和由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
只要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昔、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但在两个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同时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最后推动政治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佳组合是：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化→经济高速增长→在物质上扩大中产阶级，在意识上培育中产阶级（有物质条件为更多国民提供高等教育）→民主化→最后达之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化这一最佳组合态啊。
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套用萧功秦教授的话来说，我的这一结论是经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推导出来的理论。如从理想主义乃至价值理性出发，我所提出的这一观点，确实让人难以理解。遗憾的是，但这却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有力支持。再套用巴罗的话说，这根本就是确凿的经验事实。
本文主体部分摘选自《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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