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观澜伊朗这个国家，很早就与世界经济“脱钩”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伊朗在年革命以后，确立了两个对外基本方针：一个是要输出伊斯兰革命，另一个就是要断绝与外界的经济关系。年上台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说：“必须重新组织和分配我们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取消我们与外国现存的经济联系”。
这种经济排外的思想，被高调地被写在宪法上，比如宪法第81条规定：“绝对禁止给予外国人以开设商业、工业、农业、矿业和服务业方面的公司和企业的权利”。
多少年以来，让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始终难以按常识解答的是：伊朗为什么要与世界经济“脱钩”？或许与伊朗这个伊斯兰主义者占据权威地位的国家性质有关。这个主义人群认为对外经济关系是伊朗不合理现象的万恶之源，这样不仅会让伊朗人民遭受国际资本的剥削，还会腐蚀伊斯兰社会的基础，导致人民的堕落。正如霍梅尼说的那样：“妄图使我国变成消费国，在我们心中灌输对他们进步的技术和邪恶势力的畏惧，破坏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也可以通俗地这样形容。伊朗一直以来的“当局”认为：面包店老板是“罪恶的”，外国资本是剥削的，那么，伊朗人民要反抗，就要“不吃西方为代表的那一套”。怎么办呢？办法就是不吃“外国面包店生产的面包”——不吃你的面包，面包店老板自然无钱可赚——像国内某些媒体宣传“华为不会再让台积电赚自己一分钱”一样，岂不是就让这些外国资本家掌控的“面包店”活活饿死了吗？嗯！听来非常有道理，可惜的是，先饿死的好像是“华为”；先饿死的是没面包吃的国内老百姓。在伊朗的这一“脱钩”式政策折腾下，经过40余年，伊朗的国民经济怎样？或者，只有铁的事实才能说明和证明“脱钩“的效果。很不幸的是。今天的伊朗经济和民生都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严重问题。且越来越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内卷问题。主要表现在：
1.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增速非常缓慢，经济地位大幅下滑。年的伊朗是亚洲第四经济强国，GDP总量仅次于日本、中国和印度，占全球GDP总量的1.1%。当年人均GDP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属于高收入国家，是当时中国的12倍左右。在人口超过万人口的国家中，只有伊朗和日本人均GDP超越美元。
当时伊朗是亚洲非常强大、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
到了年，伊朗GDP在全球经济比重下降到0.54%，人均排名下降到第名，比年下降了68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国家之一。这40年间，全世界人均GDP增长了约5.5倍（0.18万美元至1.14万美元），而伊朗仅增长了一倍稍多（美元至美元）。
总之，伊朗从一个耀眼的新兴强国，已经沦为一个经济上贫弱的国家。
2.脱钩反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伊朗革命领导人认为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不平等和外国公司不利于本国经济稳定，然而脱钩后，经济稳定性远远比革命前差。因为，对伊朗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不完善、技术力量薄弱、管理落后的国家来说，对外经济合作是弥补国内资源不足，保持经济平衡的必要手段。
一旦关起门来，凭借自身的有限资源和治理能力，很难产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各种不稳定因素都被放大。比如，年至年，仅有革命前的两年是经济负增长，而年后有12年是经济负增长，即便除去像年两伊战争这种导致负增长10%的情况，年和年的经济增长率也都在负7%以下。
经济不稳定性另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自年至今的49年里，里亚尔对美元贬值了倍，其中年至今贬值了24倍（汇率从1：贬值到1：4）。从年到年，伊朗有36年CPI指数高于10%，最严重的年为49.6%、年为39.9%；而同期韩国仅有3个年份高于10%，中国仅有5个年份高于10%。
中国在至连续三年超过10%就感到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伊朗连续数十年都如此，其通货膨胀程度可想而知。（以上的经济统计数据均来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为了应付通货膨胀，去年伊朗政府甚至发行了万面值的里亚尔，如果不进一步遏制，未来像津巴布韦那样出现亿元大钞也有可能。
3.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70年代德黑兰家庭轿车普及率高于香港，跟东京差不多，由于经济形势长期不好，年德黑兰市政府曾经有个统计，当时全市运行的车辆中，一半以上是拥有20年以上的车龄，是革命前后购买的。
近些年来，连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也开始短缺，人们为了抢购牛肉、面包往往会排队花几个小时，年伊朗牛肉价格已经达近80人民币每斤，一个西门子冰箱售价达2万人民币，而即使是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人均工资不过多人民币。
伊朗的失业率亦高居不下，常年在10%以上，每年失业人数长期在万以上，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全国15周岁至29周岁的青年中，失业率高达25.9%，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18.9%（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由于就业不景气，另一方面物价又不稳定，伊朗的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根据伊朗中央银行的计算，年伊朗万人口中，有16％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有50％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10.9%的家庭消费在5.5美元之下。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一个国家一旦与世界经济“脱钩”，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成功的先例。主要原因是，现代国家社会与古代农耕时代的自然经济有显著区别，指望一个国家单打独斗完成民族重任，不是没有可能，但一定会远远慢于和世界经济同步的其他国家。
我们是一个大国，经济抗震能力比较强，但同样也受不了长时期、长阶段与世界经济“脱钩”——有见的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有人可能怀疑，世界经济是不是就等同于西方经济、美国经济？大致可以这么认为。在美国经济始终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美国科技文明、教育文明和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始终并长期占据世界主导的情况下，与美国“脱钩”就相当于与欧洲脱钩、与日本等亲西方的国家“脱钩”，与世界经济脱钩。
不能不警惕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脱钩”的迹象。
“我们不吃这一套”，“对欧盟部分官员实施制裁”，“新疆棉花问题”，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我们针锋相对的“不是待客之道"迹象，渐呈抱团式“围殴”，这些反常的迹象或正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你，我，他，或非常有幸地将见证和参与这一“历史性时刻和阶段”。
上述现象不仅是表象，能真实反映中美两国未来长期难以完全调和的事实。”骂一骂、吵一吵“，意见不和，“你没有资格对我居高临下”，未来会更尖锐。
上面的一些“交锋”，只是开胃菜和“脱”的前奏。
为什么说一旦开始“脱”，将很难再回头？
大国决策，必然联系着整体民意。大国的好处在于决策相对审慎，不会轻率而盲动，因为关系各个阶层团体的深远利益，博弈时间长、作决定的时间相对长，是其主要特征。但大国的决策一旦作出，更改难度和代价同样高昂。
两艘大船，原本相向而行。时下，两船要“脱钩”，就面临背向或转向而行，诺大的轮船是不容易调头调向的，更何况一个大国？
中美曾经的“脱钩”时间是年8月，以那篇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为标记。到年2月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再到年12月，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彼此整整”脱离“了29年。
期间，艰难曲折、波谲云诡，不足为外人道也。
一旦”脱钩“，下一个”接轨“年会在哪一年？10年，或许20年，50年，或许更久远……
风沙容易迷眼睛，请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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