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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是非洲当ldquo

来源:津巴布韦 时间:202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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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最HOT,最IN的   “拖延不碍事,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好。”

 ——尼日利亚谚语

  两分钟=120秒?你确定?

  在“非洲时间”里可不一定。不管你在哪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如果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你:“我快到了,还有两分钟”,哈,祝你好运!

  请原谅我的以偏概全,但“不守时”确实是许多非洲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事情可以悠闲地做,为什么要和时间赛跑?“走得慢并不是到不了”。

  两句谚语就道出了非洲人的时间观:

  慢的攀登者不会掉下来。(索马里)

  拖延不碍事,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尼日利亚)

  我还记得陪朋友在6楼等待一个肯尼亚官员的经历。

  “两分钟,还有两分钟我就到了。”电话那头总是这么说。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在纠结于是上下6楼、跑去500米外的大楼上厕所,还是再等“两分钟”,等他来了到他的办公室去解决。最终,“两分钟”的诱惑赢了,我决定等下去。

  四十分钟——或者说20个“两分钟”后,那个官员才翩然而至。

  “你简直想象不到我刚才开车开得多快!”他一边用钥匙开门,一边不慌不忙地和我们打招呼。

  我心里在咒骂:“和我的膀胱说吧!”

  其实他根本不用道歉,谁都知道“非洲时间”里的“两分钟”不是两分钟,你得在约好的时间上再加上半小时或一个小时。

内罗毕市中心,工人在调整时钟。对初来非洲的人而言,适应“非洲时间”需要一些时间。

  许多旅游手册都有这样的警告:在非洲,每件事都要花更长的时间,再简单的事也要预留出等待时间。

  南非俚语中,“非洲时间”(AfricanTime)就是“不守时”。在西非,外国人将“等待”(WAIT)拆解成“西非国际时间”(Western Africa International Time),嘲讽当地人不守时。

  拉各斯的同事甚至总结出了经验:凡是参加尼日利亚的公共活动,出席时间往后推一小时为宜。

  精确的时间对于非洲人而言似乎自古就没有意义。乌干达作家比特克在他的《拉维诺之歌》中描述了他出生地的两个季节:“雨季意味着在地里干活、播种、除草、收获,意味着天不亮就起床……旱季意味着快乐、舞蹈、打猎、追女人。”

  在这里,粗线条的时间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似乎完全不需要精确到分秒。在刚果的一种语言里,“明天”和“昨天”是同一个词,只能通过上下文判断是什么时候。而在东非的斯瓦西里语中,“一天”从早上七点开始——那才是非洲时间的“一点”。“非洲时间”和“标准时间”总有六小时的时差。当你和一个要来接你的出租车司机约好“中午”见时,最好讲具体一点,因为他理解的“中午”有可能是晚上六点。

  非洲人不守时的原因很多:因为道路交通条件差,容易迟到;许多人没有工作或者工作简单、机械,完全不需要赶时间、争效益;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不高,迟到一小时并不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但更重要的是非洲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非洲,没什么是急事儿!”

(There is no hurry in Africa!)

写着“No hurry in Africa”的纪念品专柜。

  在非洲,一切事儿都不着急,一切事儿都“没问题”!

(Hakuna Matata!)

内罗毕街头坐在小推车上悠闲等活儿的搬运工。

  曾在非洲生活多年的美国记者大卫·兰姆在他的那本《非洲人》里说:非洲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里,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并不是一条直线;在这里,耐心不是一种美德,而根本就是生存下去所必须的本领。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到过非洲的人,他都会给你列出一堆“非洲时间”:超市的收银员总是不急不忙,收银台前队伍再长,还是不能耽误聊天;机票上印着8点30前不登机机舱将关闭,可到了9点20检票口才缓缓打开;最害怕听到电话那头的人说“I'm coming now”,这意味着恐怕还要等几个小时……

  一次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我和同事按规定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候机,却被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告知“航班已经坐满了,等下一班吧。”

  “但是我们是买了票的啊?我们还没上飞机,怎么都已经坐满了?”

  “已经坐满了,我们不能让你们站着吧。”她挺替我们“着想”。

  没办法,我只能问她下一班航班是什么时候。

  “四个小时以后。”

  “四个小时?”我的叫声惊动了其他候机的乘客。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意味着我们原本计划好在晚饭前抵达内罗毕,现在最早也只能在晚上11点以后摸黑到达。

  她递给我们一张餐券,告诉我们可以去免费吃一顿晚饭,那眼神好像在说:“等四个小时就能白吃一顿晚饭,你们中大奖了!”

  在我的逼问下,她才承认我们还没登机飞机却已经坐满的原因——他们超售了。

  “这种短距离航班,一般我们会多卖票,先到先上,坐满为止,‘迟到的’可以等下一班,这样能保证上座率。”

  “你应该向我们道歉!你们耽误了我们的时间!”我觉得被愚弄了,向她提出强烈抗议。这种做法好像本应该发生在“随到随走,坐满即开”的县城公交车站。

  “我们不道歉。”她笑着对我说,“你们很快就能坐上下一班飞机了呀。”

  可能在她看来,等四个小时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反正没什么好着急的,这仿佛已经是惯例了。我们之后“迟”来的、坦然接受等待的乌干达乘客证明了这点。

  在接下来等待的四个小时里,我仔细参观了这个因为“霹雳行动”而声名远扬的机场。

  1976年7月3日深夜,4架以色列空军的C130运输机在8架F4E鬼怪式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以色列起飞,奔袭千里,趁着夜色将100名以色列国防军特种兵运抵恩德培机场。53分钟后,这些特种兵以闪电般的速度解救了被劫机者劫持的100多名以色列人质,史称“霹雳行动”。“霹雳行动”让乌干达人见识了高速度和高效率。

  我想这也许是这个传奇机场与其他非洲机场不同的原因吧——它更“高效”。在这里,我唯一一次在非洲因为“晚到”误了飞机,在其他机场,我总是要多等上至少半个小时才能登机,原因各种各样:机械故障,机长晚到,或者干脆是“现在没飞机”。

  可能非洲人的时间观念不会和去那里的西方人发生太大冲突,因为大部分西方人本来就是去享受悠闲的假期,是去非洲“忘记时间”的。他们可不会拦住餐馆里的非洲侍者说:“那菜要是还上不来我们就不要了。”

  但想象一下吧,最爱着急的中国人遇上“非洲时间”会是怎样的场面。

  中国人在店里买东西,为非洲人算不出简单的账目急得跳脚,对方却还是不紧不慢地冲你竖大拇指、挤眉弄眼;中国人恨不得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谈事儿,非洲人却总是“浪费时间”先问问“你家里是否都好?”“你的小狗怎么样了?”“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没?”

  悠闲的社会交往加强了对非洲人来说相当重要的“群体稳固性”,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慢下来可以欣赏到脚步匆匆所看不到的美景。

大树下悠闲读书、聊天的肯尼亚大学生。

随着非洲城市的发展,在大公司、大企业中,不守时现象已经日益减少,“非洲时间”开始与“世界时间”接轨。非盟的一次发布会,我们理所当然地迟到半个小时,结果只能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尴尬地架起摄像机,拍摄尾声。

“请问这个发布会是准点开始的吗?”我悄悄问身边的一个肯尼亚记者。

“我比你早来两分钟,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提前’开始了。”

我们相视而笑,原来都是按“非洲时间”入的场。

有趣的是,在下班时间上,大部分非洲人却很守时。在这里,让非洲雇员加班必须给钱或是做调班的安排,还得面对他们的抱怨。没有人会把加班当作美德,中国人的勤劳简直不可思议!

在肯尼亚流传着一个说法:在肯尼亚的中国工程队工地上,所有中国工人都是来非洲服刑的囚犯。这一讹传追根溯源是因为肯尼亚人觉得中国建筑工人没日没夜地干活,总不休息,在国内他们一定是没有自由的犯人。

埋头干活的中国人会痛斥他们:“没富人的命,却养成了富人的毛病。”非洲工人却会反唇相讥:“你们虽然是富人,心里却永远是穷人。”

中国路桥为非洲优秀员工颁发奖状。

我还记得曾经向来非洲20年的“老侨”、东非总商会会长韩军提问:中国人来到非洲,给当地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那就得说是中国人让非洲人了解了‘效率’和‘中国速度’,了解了‘多劳多得’,了解了辛勤工作可以改变生活!”他回答道。

这可能是个令人欣喜却又沮丧的事实:中国人让非洲人“快起来”了;或者说,非洲人没能让中国人“慢下来”。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非洲各处的中国老板们抱怨自己在当地的黑人雇员“又懒又笨”。

他们给我举例说,让一个非洲工人用胶带把纸盒子封起来,如果给他演示的时候胶带封的是一层,他们就按一层封,即使是一层封不紧,他们也不会再封一层,除非老板盯着告诉他们。

“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动,没有脑子。”这样的抱怨我听了不知道多少次,甚至有人情绪化地用“还没开化”来总结非洲人的慢。

我曾在建筑工地上仔细观察过黑人工人和中国工人干活的不同,确实发现那里的非洲工人缺乏“创造性”,不善于寻找更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和一些工人交谈过后,我发现许多非洲工人的“不拨不动”不是“不想动”而是“不敢动”。

长期的殖民奴役和压迫让一些非洲人形成了完全听命于老板的心理,特别是外国老板。而老板们对员工的要求又多半是“要听话”。

在肯尼亚开小家具器厂的李薇和她的雇员。

脚手架下,我和内罗毕一个工地上的黑人建筑工托尼搭讪,想和他聊聊。托尼一脸为难,直到我征得了他中国老板的同意。

和我握手前,托尼在工作服上使劲擦了擦自己的手。交谈中,他像一根扫帚一样倚在墙上,享受工作中难得的休息。

托尼告诉我,有一次老板让他把几袋水泥堆放在空地上,他为了不挡路,便自作主张,将水泥往墙边靠了几米,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不听话”。

“我不是不听他的话,老板根本不听我的解释。”他一脸委屈。

从此以后,老板说什么,托尼便做什么,再也不敢有自己的主意。

“我可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他一边搓着手上的泥一边对我说,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托尼的沉默让我想起另一个受雇于中国公司的黑人雇员。他每天机械地将法文文件翻译成英文,如果哪天数量稍有减少或是被撞见在屋里打电话,就会招来老板的一顿数落:“你应该更勤奋地工作!”“看看你今天才写了几条稿子!”

每当这时,他总是以沉默应对。

“你为什么不反抗?”我都替他鸣不平,他每天的工作量几乎是中国员工的两三倍。

“毕竟他是老板嘛。而且我知道,有时候他说我,其实真正说的不是我。”他冲我眨眨眼睛,暗示我老板是在杀“非洲鸡”给那些“中国猴”看。

骂一个非洲人的好处是:第一,人人都知道他们“又懒又笨”;第二,他们不敢反抗。

也许,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将学习如何“与龙共舞”。

曾在津巴布韦生活多年的多丽丝·莱辛在《非洲的笑声》里写道:“有些白人只有靠坚信黑人比自己低劣才能找到自我,如此死死认定别人比自己低劣,这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自信和不安定感。”

我常常觉得,中国人比起白人的不安定和不自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多少中国老板只能靠坚信黑人雇员比自己低劣才能发泄心中的怒火——这其实是他们对自己的怒火,是他们对自己的中国同事不敢发泄的怒火。

于是“黑人又懒又笨”“黑人没有效率”,成了中国老板的口头禅。

因为非洲工人“效率不高”,一些中国工程队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只能从国内带自己的工人来,确保非洲的工地上也能出现“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

这一切的“懒”“笨”“低效”“不守时”组成了中国人对“非洲时间”的理解。

不可否认,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非洲,“中国速度”将带给“非洲时间”巨大冲击。也许更多中国人会要求非洲人“结束那可恶的懒散”,就像当年欧洲殖民者要求非洲人穿上衣服,“结束那丑恶的裸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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