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01春季莫干山会议上的发言（01.4.16）
谢谢郭院长，大家好！首先，感觉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确实是非常重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汇报我自己准备的PPT之前，想先简单说一下我今天发言的视角。我觉得需要从基础理论层面进一步来做一个逻辑关系的把握。我们不必讳言，前面财科院尚希院长与央行研究所诚君所长两位的发言里面，都有非常值得看重的内容，但他们的认识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这种不一致就是需要讨论和争鸣的。我的这个发言，也想比较直率地以研究者定位来谈谈看法。比如说在原理层面，我跟尚希的观点就有明显区别，虽然我们两人是一个单位的，但希望听到我们观点的各位不要把这看成一个单位的人怎么在这儿观点互相碰撞起来看热闹，纯粹是见仁见智的争鸣，都属于严肃态度的学者讨论。
我觉得刚才尚希发言的特点虽然是高屋建瓴，但他最基本的原理层面的支点没有确立，认识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他在“货币政策”源头上的货币概念的原理支撑层面，基本认识逻辑是否定了货币的“同质性”，仅依据这一点，就强调货币的“非中性”，但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货币同质，就是可通约性的另外一种表述，其可通约性是货币发挥职能作用的基石。货币在价值形态上可通约，才有它的职能可言——我们所说的货币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它的基石就是首先它可通约，否则一切谈不上。现代的法定货币实际上是符号性质的——现代法币作为符号，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结算的筹码，你可以认为它能代表资产和资本，但它是作为资产、资本的计价单位，它是度量衡，而度量衡当然是中性的了，怎么能否定货币的可通约性和源头上的中性呢？原理层面这些认识不作正确澄清的话，后面一切都是建立在沙滩上。
那么货币为什么被人看作是调节工具呢？严格的讲，货币政策才是分配上可能有差异化调节功能（但也并不为主，比如以辅助性的“定向宽松”为代表）的工具体系，我们一般在不太严谨的场合讲货币是工具，也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它作为价值符号，它首先是具备度量衡的中性工具（如“价值尺度”）意义。
那么再说到刚才尚希发言里对费雪公式的基本否定态度，认为要“颠覆性创新”，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成立。费雪公式说的是现在公理层面上大家没法对它证伪的三者关系，就是我们讨论的与货币相关的问题，联系到大家最关心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总水平和流通中的货币量成正比，和货币平均流通次数成反比，这个关系怎么说要颠覆它呢？无法颠覆。比如，你如果讨论问题是用欧几里得几何学，你就得承认“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你另搭一个体系就得另说，为避免“鸡同鸭讲”，你只要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这个体系里面讨论问题，就得承认这个公理——这个公理没法证伪，就认为它成立。费雪公式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公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简单而言的“货币数量论已过时”这种说法，也不同意对费雪公式做颠覆式创新这种说法。
这种原理层面的讨论今天不可能更多展开，但我准备的发言还是跟这个层面密切相关：我们如果从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必须形成一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体系来说，那么从其中的财政视角切入，有一个原理层面上应进一步澄清的“财政分配三元悖论”。我认为，这种原理层面的东西，和前面讲的费雪公式同样是一个可展开讨论的基础，是原点——对费雪公式如果不能证伪，那你就得特别考虑三因素里小川行长强调的，物价里把资产价格因素基本排除掉，是不是违反了费雪公式？货币流通速度它会不会急剧地变化？比如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一下大家都不敢交易了，货币流通速度当然就一落千丈，这就是我们基于原理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财政三元悖论，也是为了提供出这样一些基础理论层面上的认识论价值。
我和苏京春博士在01年的时候提出这个三元悖论的认识框架（先在《财政研究》发表，后也在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当然有其背景因素，是在财政运行过程中间碰到突出矛盾，对于相关矛盾怎么样从原理层面认识呢？我们受到蒙代尔和克鲁格曼的启发——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是把一个事情从三个视角综合在一起的基本认识，也是原理层面的——这种“三者不可兼得”，到了财政视域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也完全可以讨论大家都认为非常受拥护、成为主流观点的减税，和增加有益于老百姓的支出（从福利经济学来讲，就是可增加整个社会总福利的广义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制债务和赤字水平，都非常好，谁都不反对，但这三者之间，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的关系（见图1）。
图1：限定条件下的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图示具体化到图示上，就是这张图：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不可能同时得到，只有三边上的任何一种三因素组合，都可以成立。比如减税、增加福利支出可以和提升债务与赤字水平同时成立；减税、减福利支出和控制债务与赤字水平可以同时成立；增加福利支出、加税与控制债务与赤字水平可以同时成立；但就是三个顶点（减税、增支和控制赤字与债务水平）不可同时兼得，我们把这称为财政三元悖论。这种三角之间的数量关系实际是非常清楚的，时间关系就不在这里作论证了，这也有点像费雪的三因素之间的制约与消长关系——不能证伪即成立，是公理层面的。
图：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图示图3：福利增进效应转变曲线图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个认识，实际上可以回到紧密结合老百姓都希望过美好生活、广义福利经济学所说的社会总福利增进，如它在横轴上表现出来是由低到高的意愿实现，那么这种福利增进由低到高伴随的支出水平的演变，对应的纵轴上这种支出与福利增进，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面效应，会是怎么样？有一个我二十多年前首先作出的曲线表达（《财政研究》和《经济研究》发表，见图3），它开始也是由低到高，然后到一个临界点以后，它会转为调头向下，这是我研究国债时提出的曲线，与现在说到的以国债和赤字融资支撑的支出水平的提高，可以认为是一个事情的同样一条曲线表述。这样一个量值变化曲线提醒我们的，就是以债务、税收、各种各样的收入合在一起的这种公共支出水平，虽然一般而言应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供给，但它一定是有客观的边界制约的，其正面效应如果到了其高峰区以后，不加节制地继续增支的话，可能迅速调头向下，而且调头向下后下滑的曲线是相当陡峭的，就是这个从O’到O的距离是相当短的，也就是可能迅速进入危机状态。在历史上这最极端的危机状态是什么？就是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或是前些年大家都知道的津巴布韦整个政府的公信力崩塌、本国货币都无法使用了。
这样的一种基本原理，到了美国的实践上，需要说清楚其对应性如何。刚才会议上大家讨论中，尚希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性新政，另一些专家认为可以继续观察，继续研究，我也觉得是非常有研究和分析价值，但在认识框架上，我还不认为其可以与“罗斯福新政”有类同的份量和意义。既然以前面的原理来支撑我所认同的逻辑体系，我愿意这么说：直观的看，与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逻辑相比，美国它独一无二掌握的世界货币（硬通货）霸权，给了它在一定阶段上和调控形式上，选择另外一种“无约束”逻辑路径的条件，但这仅是直观上讲的，因为它会通过全球全体持有美元的主体一并为危机埋单的方式，来放松自我财政分配所受的制约——“次贷危机”引发全球危机之后，它又减税，又基本维持原来公共福利的支出水平，还放宽债务和赤字控制水平，似乎这不符合前面所说三元悖论里的“只能占两条”。它不下调美国对公众福利的支出，当然就有民心这方面的支撑；它的多轮的量化宽松，则把可能产生危机的这些风险因素积累的压力分散化了，凭借的是它全球经济中硬通货霸主地位，可以经济方式、其实也是强制地将“流动性”输送到全球各大小经济体当中，让全世界共同为它的这样一个操作过程承担“铸币税”来埋单。其实美国的有恃无恐，回到这个三元悖论的逻辑框架来分析，首先要揭破它的实质性奥秘，在于美国的财政分配主体得到了实为同一主体的世界货币霸权支撑条件，有可能来形成这样一种操作的基本模式，即在一定的时期里，它的货币发行收入，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铸币税（这个铸币税在历史上早就有，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中央银行，政府直接铸币，开始还是要讲成色的，以后成色越来越低，再以后一直可以发展到不讲成色，照样可以流通，收益叫铸币税），虽然形式上讲是对全球的一种债务（前面也有人分析中提到了），但这个债务什么时候还呢？经济规模越滚越大，永远不用还，等于是税收了，所以“国债不是债”——这种主权货币的发行其实不是债，只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债务性质的凭证——它在这种运行的过程中间，所谓“无悖论制约”的空间比其他的经济体都大为宽松。中国也要注意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发债支持赤字而央行买债（现法律规定只能在二级市场）放出基础货币的弹性空间，但是却不能简单地学美国，因为中国金融体系和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人民币还不是国际上的硬通货（资本项目下还不可自由兑换），要切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但同时，从原理层面上做个小结却要说：美国的宽松，并不否定三元悖论原理和它揭示的终极制约，因为这种宽松绝对不是无限的，它的客观的制约的边界，在于美国自己早就界定了它的“财政悬崖”，必须是有议会反映和讨论方方面面的意见来把它的量化审批通过，才能逐步提高的，不可能少数人在暗室里捏鼓捏鼓什么战略掌握的原则，就可以去操作了，一定是要通过议会、受到制约的。这个财政悬崖的概念和这个形式内含的美元“规范地”进入不断量化宽松、掺水稀释过程以后，前面谈到它的头号硬通货、国际性安全资产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什么时候它这种“战略”被证明为可能是“玩火”，可能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走过了头”，这需要继续观察，但在原理上讲，它一定会有一个客观的临界值。只是这个临界线、临界点的具体量值，我们现在还无法说出来。从直观的感觉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美国人对全世界耍了一个大赖皮，否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承诺，但是谁都无可奈何，大家找不到对美元的替代物，又不可能退回金本位制，只好接受它的结果，70年代初那次变化使天文数字的实际风险因素，被全世界吸收掉，美元与黄金比价迄今已翻了七十多倍。这一次的几轮量化宽松，原理上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其实还是一个机制。美国延续着“耍赖皮”，它还能走多远？如果最粗线条地说，就是美元的货币公信力下移的过程中，有了替代物，这种替代物的份额上升，可以逼近到美国的头号硬通货霸主地位被动摇，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上再引出像前面“次贷危机”式触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很有可能，我们不能不警惕这一点。
这些基本看法汇报出来以后，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从财政三元悖论认识基本框架再往下，还可以讨论的另外一些看法。这个框架里是存在着现实案例的，比如美国的学生——拉美国家，它们怎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这里面的边界被突破有关。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再有这里面的原因分析，就是在一定阶段上它反映的制约关系，通常会跟民意形成强烈的比拼，一定阶段上你强调这种制约，是不讨好的，一些政治家听了不高兴，老百姓听了也不高兴，但后面跟着的是这里面隐含的风险最后表现出的冲击，前面我说曲线迅速调头向下的时候，会使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它也使缓冲社会矛盾的弹性空间会迅速收窄。
我们现在还要在讨论中说到对三元悖论于实际生活中考虑它的权变。作相关因素分析的时候，应该承认确实存在这样的权变区间，因为三元悖论它是有一系列假设的，这些假设的条件如果变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缓解它的制约——有四个方面的机制创新值得我们特别看重：最简要地说，一个是财政管理水平，特别是支出管理水平怎么提高，就是“少花钱多办事”；第二，有效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用好钱办实事”；第三，扩大政府举债资金的融资乘数，“少借钱多办事”，这要落实到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上：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已经意识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结合部有一个我们可以称为“政策性金融”的概念，这个政策性金融体系在中国，我认为是支持我们“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赶超要在战略层面上来考虑怎样构建、怎样兴利防弊、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的。像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PPP等等方式，都是面对市场运用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资金”，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追求资金的“杠杆式放大”——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商业性银行贷款，和直接金融里很多的基金，可以形成合力，这种机制是拉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跟进，并且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升级项目的综合绩效，也就是提高乘数效应，来更大规模地使我们“少借钱多办事”地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它正面的影响。还有第四个角度，“扩财源优事权”，这涉及政府财源建设合理化和职能类型的改革与优化。这四个视角上其实都密切结合着一系列改革创新落到所谓综合绩效提升这上面，都需要在改革深水区啃相当多的“硬骨头”。
前两年被社会上看热闹的“央财互怼”，各个视角见仁见智，但这两大部门一定有各自的苦衷，两部门既然都是服务于国家整体的，他们的所谓一体化是分工合作协调，服务于全局的现代化战略，那么一定不要忘了“银行不像银行，财政不像财政”的一些偏颇，是跟整个经济系统里的企业与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我们种种要素流动中的不合理阻碍没有得到有效消除，相互关联在一起的。看到这些现象以后，这两个部门之间互怼，如果不涉及经济大系统的配套改革，来对我们整个运行机制去推进和完成转轨的话，那是没有涉及应有深度的，很多的互怼里面不同的着眼点，如果放在全局里，就不是简单地说“那一边”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应由大家一起来推进“啃硬骨头”配套改革的问题。
我最后做一个简要的结论：就是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在原理层面上如果说不能证伪的话，我觉得它就有用；它有用的话，是以基础理论服务于从长远要以比较平稳、社会代价比较小的方式和过程，实现造福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中华民族“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那么，显然我们的决策上就需要精心审慎合理地权衡把握财政政策目标组合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优化配合，沿着合理的逻辑路径处理财政分配如何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既要重视财政分配三元悖论限定条件的制约，又要积极能动地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有效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扩大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类型，以及优化两大宏观政策配合的关系，优化社会治理，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调动潜力活力来缓解、而不是否定三元悖论的制约，使我们坚定有序地走向现代化国家。
最后再说一句，是有关于MMT（“现代货币理论”）的简要评论：我的认识框架是说，我们确实可以从MMT得到一些启发，它使我们重新回想没有央行的那时候，是怎么运行的。所以，在原理上讲，确实央行发货币和政府直接发货币（现在的政府直接，就是财政部门理财），有它等价的意义，但我们能不能够退回到没有央行的时代呢？这是个大判断。你如果没有论证清楚这样一个大判断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启发的意义，就并不能认为它有长久的指导意义。至于说MMT的弱点，很多的学者已经有所分析：它的一些假设是很极端的，有些重要观点是没有充分论证的。那么，它有限的启发意义，最主要还是应落到中国“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中，中国的发展怎么挖掘这种可用的弹性空间潜力，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风险，这确实是一篇大文章，确实关系到国家战略。
我今天这个发言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转自“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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