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别人的需求跟我们的生产对接，这样，我们的生产计划就完全按照别人的市场波动来安排。
这个经济叫国外大循环，从起算至今，这个循环经历了起步、繁荣、波动到衰退4个阶段，目前循环衰退得特别明确，就是美国和欧洲分别在年和年分别遭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这样的系统性风险。
阐述国内大循环之前，我们得看看国外大循环（属于美国国内大循环的一部分）之前是怎么运作的。
一、我国的国外大循环启动步骤
有个冷笑话讨论如何把一只大象关进冰箱，大概需要三步：
1、打开冰箱门；
2、把大象塞进去；
3、关上冰箱门。
就着这个冷笑话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或者按照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我国经济的国外大循环需要几步呢？也是三步：找到外国、建立循环、启动循环。当然，现实世界不是冷笑话，一般会复杂很多。
我国的国外大循环，主要是在和美国带领的这个阵营进行交易的时候逐步产生，从年开始逐渐萌芽，在逐步和美国阵营进行国家级交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大概流程是这样：
这个循环大概是这么启动和运转的：
1、美国在里根经济学实施之后，通货膨胀被显著治理，国家有了大规模扩张的空间，于是美国财政部代表美国来发债，市场买了美国国债之后，资金就去到美国财政部手上。
2、债券发多了，资金资金不足，于是利率就会上涨，美联储把稳定利率当成一个管理的目标，一旦利率上涨、国债价格下跌，美联储就印出美元来购买国债，把利率重新打下去。
3、财政部发债后所获得的美元，通过每年的财政预算方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撕逼，最终讨价还价达成一个花钱的方案）分配给各个部门，这些部门里的核心是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美国宇航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卫生研究院等等。
这些部门拿到钱之后，除了自己养一帮人干活，还会找各部的承包商干活，形成一阶外包，这个层次的外包是“美国人买美国货”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国防部找洛克希德·马丁、波音、GE、普拉达惠特尼、霍尼韦尔等等干活。
但是这些承包商不可能自己就把活儿搞定，因为美国人被金融、互联网的高薪、搞LGBT这类运动所吸引，不愿意去搞制造业，导致这些承包商的产业链如果只靠美国自己的人力，就无法给国家部门、给资本市场交差。
于是他们就会把一些活儿外包给其他的厂商，这个时候就不是“美国人买美国货”了，而是美国公司在全球买货，形成了二阶外包。任何一个国家，本国可以组织起大规模生产（这个太难了）、愿意收美元、美国愿意给他美元，就会被纳入到这个产业链里面去。
4、二阶外包的时候，就会表现为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跟我国交易的时候，就表现为美资企业在我国建厂、美国进口商采购中国制造、出口美元，我国的外商企业、本土出口商获取美元、出口商品。
其中美资在我国投资建厂是启动外循环的最关键一步，因为当时我国的工业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美国有美国的标准，要把产品卖回美国，必须是符合美国标准的商品，改造我国厂商终究是麻烦的，毕竟谁都不想被改变，所以美资自己投资整一个工厂来得更效率。
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到，启动国外大循环，也是从投资开始的。如果站在美资角度，当时的中国就是一座叫做“廉价劳动力”的富矿，美国利用这座富矿来为自己服务前，需要建设矿山、采购机械设备，这个建设的过程就是国外大循环起步时的投资过程。从没有一座矿不需要投资建设就能自己产出矿藏。
但是外商支付的美元不能在国内采购原材料、支付工资、水电燃气等等费用，按照结售汇制度，他们需要拿着美元去银行换成人民币，银行拿着美元去人行换成人民币，最后就变成了人行代表国家接收美元释放人民币的机制。
5、人行手里捏着一堆美元，除了应对国家日常进口所需美元之外，还会结余一大堆，于是为了保值，这些美元就会拿去买美元债券，相当于我们给美国打工赚到的钱又放贷给美国人了。
这个循环如果去掉细节、只看成是国家与国家的交易，那么上面这个复杂的图，就会变成一个被称为是“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结构，即在中美两国创造的交易环境下，美国向我们打借条后，我们就给美国供货，这就是“国外大循环”的简单解释。在一般企业交易里面，这个就叫“赊销”，而能够占用上下游资金的，都是链条上的巨无霸企业，国家级赊销，说明欠账的是个巨无霸国家。
二、国外大循环启动的前提是我国主动抑制财政货币自主权
双方达成交易的共识，不意味着交易马上就能开始，尤其是彼此内部存在很多阻挡交易的障碍时，就得一点点地把这些障碍都克服掉。我国接纳这个世界级的交易，所需克服的困难就表现为国家需要主动或被动地让出财政和货币主权，让外资成为组织社会生产的最大力量。这么干有很多风险，但是展开讲风险之前，得讲一下原理，也就是接纳外资为什么会形成风险，这部分是对货币学一点个人理解，诸位批判性地看待。
（一）货币与产能平衡关系
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说，一般来说，货币和产能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这个对应关系是否正常，会表现为物价是否正常。物价不正常，是产能和货币关系失衡的一个表现。
对失衡有不同理解，使得宏观操作的逻辑千差万别。就像天平倾斜到左端，到底是因为左端重了还是右端轻了？面上看都对，但到经济层面，如果选择“左端重了”，说明你认为问题出在左端，为了重新平衡，左端应该减重；如果认为是“右端轻了”，说明你认为问题出在右端，右端应该增重。
放在中西方的经济思路上，同样产能过剩，西方选择倒牛奶，让左边天平减重；我们选择大修基建、让所有老乡脱贫、让更多人买得起牛奶，即让右边增重。
造成这个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两方对“价值”的不同理解，西方认为“价值”即是利润，相对不足才能有利润，所以既然产能过剩，说明生产过多了，那么应该做减法保利润；我们认为“价值”是物质极大丰富，产能过剩是消费不足，我们应该帮人民增收，消费上去了，产能过剩也就消除了。
接下来说说“产能——货币”天平失衡的两种情况：
1、货币不足会导致通货紧缩
如果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很强，但是货币不够，物价会下跌（也叫通货紧缩）。当年英国就是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下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
因为当时采用金本位制度，英国每年能向社会投入的黄金铸币是有限的，但是工业革命导致产能迅速成长，于是“产能一日千里，货币龟爬”。货币不足抑制产能扩张，形成通货紧缩。这时，企业生产可能就没有什么利润，扩张速度就不会那么快，创造的岗位跟不上找工作的需要（羊吃人运动把大量人口赶去了城市，他们需要找工作），就会形成失业。根据HenryMayhew的调查①，工业革命期间“一般行业的状况是，三分之一的人充分就业，三分之一部分就业，还有三分之一常年失业。”
长期货币不足，物价下跌，企业、作坊赚不到钱（因为都没钱，又怎么赚钱？），不仅仅不能扩张，还会因为没有利润而无法获得货币，使得企业还不起贷款、付不起工资、买不起原材料。这个时候，企业就会解体。那么由企业带动的社会分工协作链条就会慢慢瓦解，最终人群逐渐收缩在一个个居民点，依靠熟人社会的之间的信用关系形成小规模分工，典型案例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庄园经济。
物价下跌的年景里，只要这个钱不花出去，以后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于是更多人会倾向于把钱存起来。一旦大家都选择存钱，货币就从交易中退出，流通中的货币更少了，加剧物价下跌。最终形成一个螺旋通缩循环。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下，货币跟产能脱钩表现为钱被储蓄起来了，即，钱比货更贵，囤钱更合算，大家就会选择囤钱。
通货紧缩不是欧洲的专属，我们历史上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我们的先人们找到相对合适的解决方案。历史上，我国就是个生产大国，但因为缺金缺银，采铜的成本也高，因此货币不足是历史的常态。宋朝为解决货币问题，创造了铁钱。现在有些人看到豪车会觉得那是满满的人民币，放在宋朝，有人要是提着一把镔铁打造的刀，那就是满满的铁钱。
跟欧洲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因为货币不足而放弃组织社会协作，因为在王朝眼里，不是只有金银铜才是钱，种地纳粮、纺纱纳布、出工修河堤纳徭役、当兵打仗纳兵役等等都可以被看成是“钱”，可以用来给皇帝“交税”。比如唐朝采用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规定每个男丁每年“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就是把小米、绢布、绵都当成货币。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需要有很强的执行力才行，要不单单管理这些小米、绢布、绵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把粮食布匹徭役兵役都当成一种“赋税”，意味着王朝把“劳动”当成货币。如果说把国家只认黄金叫金本位制度，那么认可“劳动货币”的制度应该被称为是“劳动本位制”。
如果“劳动”是货币，那么能劳动的人就是一台“印钞机”。但是人有手有脚会到处走，所以释放“以劳动为货币”，需要先把人组织起来、管理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制度恰好王朝是实施“劳动本位制”基础，是先人在金银铜不够的情况下，为维持社会分工协作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从历史看，这个方案是成功的，并且在不断地尝试和改进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2、货币泛滥会导致通货膨胀
产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过多，物价就会过快上涨（也叫通货膨胀），因为货币可能可以一下子扩张（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填个数字就有货币了），但是产能只能慢慢扩张。比如说，钢铁不足就得建设一个新的钢铁厂，大的炼钢基地动辄3-5年，小的地条钢厂怎么着也得一年半载的建设周期。生产一定慢于印钞或者像西班牙一样抢劫金银。
物价上涨会让生产的赚钱效应变强，比如说一吨钢铁原来卖4,元，现在卖4,元，企业付出的水电燃气、工资等等费用都没有变化，钢价上涨后，企业就能赚更多钱，积累的利润用于建设下一座钢厂。适当的利润，成为推动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是把企业利润打掉了，大概裁员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当然，物价涨得过多、过快，不仅不会促进生产，还会抑制生产。比如说一吨钢铁飙到6,元，工人不睡觉都来不及生产，反而囤积钢铁赚的更多。如果囤积本身就能赚到钱，那么为什么要去辛苦建设钢厂呢，直接从别人那里买，然后囤起来，之后再以高价卖给别人不就行了嘛？社会全体上头，就会把不仅存款取出来，参与各种炒炒炒，还会借钱来炒炒炒，物价涨得更快了，刺激更多人投机，形成通货膨胀螺旋。
但是囤积本身不是生产行为而是投机行为，并不促进社会提高生产力，所以当物价过分上涨的时候，投机就会比生产更赚钱，大家就一起投机，货币也会和产能脱钩。最近二三十年，社会出现各类投机的背后，就是货币膨胀远快于生产扩张，货币和产能脱钩后，进入了投机，比如从君子兰到兰花，从普洱茶到鸡血石再到南红玛瑙，间歇性地炒大蒜等等。
价格高了之后，如果国家能组织扩大生产，那么最终能平衡，但如果国家能力很差，组织不起一个人，就会导致恶性通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物价飞涨、民国时期的金圆券狂欢、当代津巴布韦万亿面值津元等等。这些都是低效政府无力组织生产，只能通过滥发货币来支持政府支出的后果。
总结来说，经典的政府乱印钞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条件是：
①政府能力差，不会组织生产，只会印钞；
②国家漏洞多，只能印钱堵漏洞。
一个只会印钞的政府遭遇必须印钞堵漏洞的困境，自然就是钞票如流水一般被印出。
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说“一切通胀都是货币问题”，就非常的偏颇，因为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一切通胀问题都是生产问题而不是货币问题，物价高说明生产能力差而不是钞票发多了，就像和面一样，面团稀了不是因为水多了，而是面粉给少了，反正咱们家大人多，多和点面也吃得完。
3、开放经济体也要面临货币与产能的匹配问题
上面说的是封闭经济体下货币与产能关系，那么如果封闭经济体逐步变成开放经济体，这个关系还能对应吗？像美国那样随便发钞都不会导致物价暴涨的国家，是不是货币和产能的匹配关系瓦解了？其实不是的，开放经济体只是把别国国界范围内的经济部门弄过来为自己服务，只是让货币和产能的对应关系变得复杂了，但没有改变货币与产能的对应关系。
比如说，我国之前处于产能相对过剩而货币相对不足的状态，但是我们国家并没有因为货币问题而出现通缩，因为我国认可了别国货币，把美元、欧元和日元都看成是某个人民币，比如说，1美元其实是8.5个1元。这样，我们的产能就和人民币以及别国的货币形成对应关系。
又比如说，美国处在生产不足而货币过剩的状态，理论上物价应该上涨，但是因为愿意为美国打工的国家太多了，所以美国的货币就和不同国家的产能相互匹配。当然了，对美国来说，因其足够强势可以向他国转嫁汇率风险，所以在货币和他国产能进行匹配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考虑汇率问题，真就“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②。
三、货币与产能关系的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货币是社会用来形成分工和协作的媒介，通过货币制造的“我有钱了”的财富效应，来诱导“人为财死”的本性，刺激更多人参与社会生产，简单说“货币为了生产”。
货币和产能之间有一个大概正常的对应关系，钞票不够或者过多，都会导致货币和生产脱钩，导致社会分工和协作链条紊乱，其中货币不足时的脱钩，表现为货币因被储蓄起来而退出生产流通；货币泛滥下的脱钩，表现为货币从生产流通中析出，并进入投机领域。
因此，任何试图保持正常发展的经济体，一定会千方百计强化货币与生产的锚定关系，使货币与产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区间里，简单说国家必须让钱和货差不多贵，如果钱比货贵很多，大家就会囤钱，货币钱贵很多，大家就会囤货，不管是囤什么，都不是生产行为，都不促进效率提升。
这也决定了国家不仅打击物价过快上涨所引起的投机（表现为抑制通胀），还会阻止物价下跌所引起的生产链条断裂（表现为对抗通缩）。
由于通缩和通胀都是国家要治理的问题，因此国家想要搞点基础建设、技术攻关、改善民生等等，都要面临可能通缩或高通胀的风险。这也反映出一个道理，也是这个系列最最关键的一组观点：
（1）国家搞经济其实就是在玩一个平衡的游戏，手心手背都是肉，僧多粥少的时候，大家匀一匀，轮流挨一挨；
（2）要时刻让产能和货币维持紧密挂钩，不能让货币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撸。
（3）物价上涨会制约国家的财政和货币这两只手发挥职能，经济适当降温有助于国家改革，但过度降温不行，因为大家会失业，转型或者改革也讲究平衡。
①：HenryMayhew，TheMorningChronicleSurveyofLabourandThePoor:TheMetropolitanDistricts，vol.1，Sussex:CalibanBooks，，pp.14-15
②：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名言。
半个空中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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