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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面对人口ldquo老龄化r

来源:津巴布韦 时间: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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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对未来的人口绝对数量、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所谓“老龄化危机”站不住脚,通过大量增加人口去解决“危机”,更是南辕北辙很高兴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应,但对他的反驳我并不敢恭维。梁建章的特点是寻找与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忽视了数据的客观性。例如,梁建章言辞凿凿地拿出年和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凡是了解中国近些年统计历史的人都知道,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的一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超生问题,地方担心影响政绩,普遍少报生育数量。因此当年的统计局汇总的生育数据并没有被采纳作为正式数据向外公布。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人口流动导致入户调查数据不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漏报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生育率测算的时候,也没有采纳统计局的汇总数据。之后可以看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公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我在本世纪初曾亲身参与人口课题。因不相信各级地方有关部门上报的生育数据,课题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数据,毕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误差率不到5%。因为梁先生长期做企业,虽然也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国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议还是要补一下这方面的功课。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回应梁建章特别关心的老龄化问题,同时我邀请了毛大庆先生参与讨论。他最近刚刚发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问题,在观点上与梁建章基本一致。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来。讨论的目的不是试图去说服对方,只是把争论的焦点说清楚,澄清各方对于人口问题的误读,探究中国人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危机

最近一批人口学家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都谈到了“老龄化危机”。主要担心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占比过高、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们只看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站在传统的就业年龄角度看待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问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但如果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未来的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出发,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较低,因此年轻人占比重较大,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现实。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相比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时预期寿命从上世纪80年代的67.9岁提高到现在的77.3岁。虽然当前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77.3岁)分别比日本低了6.1岁和6.9岁,但已处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预期寿命水平还会逐步提高。再来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国和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虽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但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59.3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68.8岁),分别在60岁和70岁以下。显然,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老龄化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标志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最近毛大庆就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到年,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可能达到57岁,相比于现在的中位年龄41岁提高了16岁。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年轻劳动人口不足的现象,劳动力会大量短缺。如果仅从“人口中位年龄提高了16岁”来看,确实让人有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还要看其他的数字,也就是说,在人口结构中,各类不同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到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8.26%(按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中国15-59岁、60-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分别为6.71亿、1.2亿和3.66亿(见表1)。届时中国16岁到40岁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约为3.33亿人,与当前美国总人口相当。如果算上65岁以下可以充分就业的人口,中国满足就业年龄的人口绝对数量为7.9亿人,是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4倍。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不用说经济增速恢复到两位数了,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一位数的中下水平,我们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要,还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表1低生育率方案下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

劳动力不足?该跳出世界工厂时代看问题了

一些人口学家往往只看人口数量,却忽视了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也有观点提出,既然工业发展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服务业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就业需求。确实如此,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即使仍然保持着全产业链的格局,预计到年前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分别达到70%以上。相应的,劳动力及用工结构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当于初中水平。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国是14.1年,美国是13.4年。因此,中国还要为提高14亿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进行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努力。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仅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才排到第位。有些国际机构预测,到年中国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低于津巴布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数太大。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口学家都存在着良好的预期,既想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忘记了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14亿人口规模的基数上。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

很多人口学家提出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是根据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忽略了一点,发达国家老龄化最大的矛盾就是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开支压力巨大。比如日本的养老金开支就占去财政总支出的33%,大大挤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空间。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此类问题。而政府一旦试图去调整过高的养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甚至还会因引发罢工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摆。更何况选举社会,如果动了老龄人口的奶酪,还会造成选票流失。因此,国际上一些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探讨所谓老龄化危机解决办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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