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是津巴布韦最大的两个民族。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政府针对恩德贝莱人和津人盟实行了民族团结政策，但这一政策遭到了地方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并与津民盟谋求一党制的努力产生了冲突。穆加贝政府随后放弃民族团结政策，转而对恩德贝莱族和津人盟进行打压，并通过清除津人盟在内阁与军队中的高官，实施“古库拉洪迪”行动和将津人盟并入津民盟等手段实现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然而，穆加贝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导致恩德贝莱人地方民族主义的固化，使得民族认同继续影响选举进程，并因此开启了穆加贝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其统治的序幕。恩德贝莱人直到今天仍未真正与绍纳人实现和解。姆南加古瓦政府在年11月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族关系的措施，但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关系的历史变迁
第一，殖民时期之前的交往。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恩德贝莱人北迁并定居马塔贝莱兰这一历史时期，当时在恩德贝莱人的武力扩张之下，周边的绍纳人地区或被置于恩德贝莱人的直接统治之下，或被迫向恩德贝莱人称臣并纳贡，就此而言，这一时期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恩德贝莱人普遍认为他们高绍纳人一等，许多绍纳人为了生存则会主动改变姓氏或图腾而成为恩德贝莱人的一员。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之间产生历史积怨，后在殖民当局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加强，民族问题最终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被政治化。第二，殖民时期民族认同的强化。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英国殖民者便利用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第一，以民族聚居地为基础进行行政区划；第二，明确将黑人分为“马绍纳土著”和“恩德贝莱土著”，并用民族身份卡制度将此固化；第三，故意抬高恩德贝莱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第四，在就业和工资标准方面针对不同民族实行区别对待政策。上述政策在强化了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早已存在的民族认同的同时，为民族冲突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矛盾与斗争。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尚能团结在反抗白人殖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下，如第一个全国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便以“土地之子”为口号，呼吁各族人民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然而，随着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民盟）在年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人盟）中分裂出来，以及此后两党分别以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为基础开展民族解放斗争，民族认同被政治化和工具化，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影响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二、独立后的民族团结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津巴布韦独立后，为消除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各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穆加贝政府实施民族团结政策，谋求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以及津民盟与津人盟之间的团结。首先，组建联合政府。在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津民盟获得62.99%的选票和57个席位，根据宪法规定可独自组建内阁，然而为了兑现民族团结的承诺，穆加贝成立联合政府，将5名津人盟成员纳入内阁，其中津人盟主席恩科莫担任内政部长，主管警察事务。其次，组建统一的国民军。独立后，为了保持稳定，避免三支军队尤其是民族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再发冲突，穆加贝政府本着平等协商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组建了统一的国民军，新国民军由46个营组成，总人数约为6万人，其中前民族解放军士兵占60%，前人民革命军士兵占30%-35%，前白人政权士兵占5%。此外，穆加贝政府还在民族认同、就业和语言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废除殖民时期以民族来辨别身份的做法；招募国家公务员要考虑户籍问题；在将绍纳语、恩德贝莱语和英语共同设为官方语言等。穆加贝政府希望通过上述政策，弥合各族之间，尤其是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之间在历史上所形成的矛盾与积怨，实现民族团结。然而，这一政策面临以下挑战。第一，民族认同影响选举进程。津民盟和津人盟在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均努力淡化自己的民族属性，但投票结果表明，津民盟在绍纳人聚居区取得压倒性胜利，其所获得选票有85%来自马绍纳兰三省、马旬戈省和马尼卡兰省；津人盟则在恩德贝莱人聚居区取得压倒性胜利，其在南马塔贝莱兰省和北马塔贝莱兰省的支持率分别高达86%和79%。第二，津人盟对政治现状不满。第一次选举结束后，津人盟当中有许多人都认为是津民盟窃取了独立斗争的成果，且将津民盟在选举中的胜利视为绍纳人对恩德贝莱人的胜利。他们还认为穆加贝的和解政策只是获胜者自上而下的施舍，是他为了维持政治权力而做出的权宜之计，而且在联合政府之中，津人盟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只能发挥次要的作用。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津人盟对当时的政治现状越来越不满。第三，南非的颠覆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为维持种族隔离政权，遏止周边国家对国大党的支持而对它们推行“不稳定政策”，试图让这些国家陷入动荡。津巴布韦独立后也成为南非“不稳定政策”的目标之一，南非利用津民盟与津人盟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颠覆活动加剧了两党之间的分歧，对津巴布韦的民族团结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三、谋求一党制下的民族高压政策穆加贝政府在独立后谋求建立事实上的一党制。从津巴布韦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土地改革、种族和解，乃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来看，津人盟是其建立一党制的最大障碍。随着两党矛盾日益加深，相互不信任日益增强，穆加贝政府开始放弃民族团结政策，转而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以此迫使津人盟在一党制问题上向津民盟低头。第一、清除津人盟高官。联合政府成立后不到两年，穆加贝便在年2月将恩科莫及津人盟其他内阁成员开除出内阁，并以叛国罪被捕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前领导人。此次事件后，许多恩德贝莱族军官和士兵因担心遭到清洗而离开军队并回到马塔贝莱兰，他们当中有些开始进行破坏与暴力活动，这也成为穆加贝政府向马塔贝莱兰派驻军队乃至实施“古库拉洪迪”行动，以军事行动迫使恩科莫与津人盟在一党制问题上妥协的借口。第二，实施“古库拉洪迪”行动。“古库拉洪迪”行动是指穆加贝政府在-年间，为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而在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始于年1月第五旅被部署到北马塔贝莱兰，到年津民盟与津人盟签署《联合协议》结束，共导致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约2万人死亡。“古库拉洪迪”行动具有强烈的民族政治色彩，它是穆加贝政府为迫使恩科莫和津人盟在一党制问题上让步，而将其大本营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作为讨伐对象的高压举措。第三，两党合并。年选举后，穆加贝政府加快谋求一党制的步伐，在继续保持对马塔贝莱兰军事压力的同时，将津人盟拉上谈判桌，力求以谈判的方式将津人盟并入津人盟。津民盟与津人盟之间的谈判始于年10月2日，后经过两年10轮谈判，最终在年12月22日签署《联合协议》，合并后的政党名称仍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由穆加贝担任第一书记和党主席，恩科莫为第二副主席，至此，穆加贝建立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统治。四、民族高压政策的影响第一，恩德贝莱人地方民族主义的固化。第五旅的士兵几乎全部由绍纳人组成，这些士兵在执行“古库拉洪迪”行动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激化民族矛盾的行为，这不仅给恩德贝莱人带来了巨大伤害，更固化了马塔贝莱兰地区的恩德贝莱主义思想，导致了恩德贝莱人地方民族主义泛滥：在民族认同方面，仅将自己视为恩德贝莱人，而非津巴布韦人；在历史观方面，将恩德贝莱民族的历史与津巴布韦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在政治诉求方面，明确提出地方分权，建立联邦制乃至实现独立的要求。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对津巴布韦统一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从年开始，一些激进的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者先后建立了一些要求地方分权、建立联邦制，甚至谋求独立的政治组织，其中尤以穆斯瓦卡兹解放阵线和穆斯瓦卡兹人民党最为激进和活跃。第二，民族认同继续影响选举进程。两党合并只是暂时压制了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津民盟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并未受到冲击，但当恩科莫在年7月去世，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同年9月成立后，津民盟再也无法控制马塔贝莱兰地区，恩德贝莱人的选票开始主要投给以民革运为首的反对党，民族认同得以继续影响津巴布韦的选举进程。在年之后的历次选举中，津民盟在布拉瓦约的得票率从未超过30%，在北马塔贝莱兰的得票率一直落后于反对党，在南马塔贝莱兰的得票率虽然从年大选起开始超过反对党，但也只能徘徊在50%左右。第三，开启了穆加贝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其统治的序幕。民族高压政策，尤其是“古库拉洪迪”行动开启了穆加贝以暴力等高压手段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维持其政治统治的序幕。在津民盟与津人盟合并后的首次选举，即年3月举行的议会与总统选举中，穆加贝政府便为赢得选举而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民革运成立后迅速对穆加贝政府形成重大挑战，由此导致自年之后，穆加贝政府在历次选举都存在滥用武力，压制反对派、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选举暴力行为，其中尤以年总统选举最为严重。可以说，暴力等高压手段在这一时期得以政治化甚至合法化，成为穆加贝政府谋求政治目标和维持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政治剧变并由此进入“后穆加贝”时代。姆南加古瓦担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民族关系的措施，尤其是签署《国家和平与和解委员会法案》，启动国家和平与和解委员，拟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彻查“古库拉洪迪”行动，以在和平与和解的基础上弥合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裂痕，真正实现民族团结。如果姆南加古瓦政府能够坚定地贯彻民族和解与团结政策，通过民族和解而实现民族团结，那么不但会消解恩德贝莱人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而且有利于津巴布韦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作者：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摘自《世界民族》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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