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甘子河乡托华村、祁连县野牛沟大泉水村的大山深处，生活着一些头戴回族白顶帽，脚蹬蒙古族长靴，口说蒙古语、藏语和青海省汉语方言、信仰伊斯兰教，长相迥异于当地人的奇特人群。他们自称是托茂族，由于托茂人生活在莽原腹地，依靠内部通婚繁衍生息，罕与外界来往，所以充满了神秘色彩。
当地其他民族群众对这个神秘群落的称呼有：“托茂人”、“托茂家”、“托茂公家”，或以“茂”与“毛”同音而称为“托毛人”、“托毛人家”。而“托茂鞑子”中的“鞑子”是新中国成立前有些人对蒙古族的称呼，早就成为历史。至于“托茂”之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托茂人的起源目前在学术界说法很多，归纳起来以下有五种：
一是朝廷命名说。宋宝庆二年(年)，成吉思汗西征获胜，统辖新疆、中亚细亚等地时，由于当地人多信仰伊斯兰教，部分蒙古军受到影响，由信喇嘛教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学习阿拉伯文字。固始汗占据青海西宁及环湖地区后，这部分人定居在今海晏县托勒、水峡和青海湟中县上五庄一带。清帝册封爵位时，以所在托茂公将他们称为托茂人。
二是中亚细亚人、波斯人、色目人与蒙古族通婚说。蒙古军西征时先后攻取了葱岭以西、黑河以东广大地区。那里的许多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及其他色目人随蒙古军迁徙东来。他们当中，有军士、工匠、商人和传教士，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些人皆未携带家眷，这就使他们势必与蒙古族通婚。这样。他们既保留了原来的习俗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同时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经逐渐发展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托茂人。
三是皈依伊斯兰教说。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很多蒙古贵族甚或蒙古皇室的重要成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秃马惕所在的瓦刺部(卫拉特词的明代汉译)的“瓦刺回回”出现在明朝的官方文献中。明正德初年，蒙古穆斯林亦卜刺作为瓦刺部首领，与东蒙古达延汗征战失败，于正德四年(年)率残部进入青海，其部众大多是穆斯林，有永邵卜、哈喇灰(回)等部。正德九年(年)，蒙古穆斯林卜儿孩又率部进入青海与亦卜刺合牧，这又壮大了青海蒙古穆斯林的人数。嘉靖十二年(年)，东蒙古俺答汗联合吉囊率万骑袭亦卜刺、卜儿孩部，亦卜刺、卜儿孩部伤亡较大，从此亦卜刺部退出青海历史舞台，。留下卜儿孩一支敛众自保。后来，这些蒙古穆斯林，有的融人青海回族中，有的被后来的其他蒙古部落并人，有的被招纳到明末清初进人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托茂公旗下。
四是蒙古托茂公王爷属民说。清顺治五年(年)三月，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二子鄂木布率蒙古军征伐河西丁国栋起义军，招降西宁城。参加起义的回族，一部分转往新疆南部安家落户，至今与祁连的托茂人有往来，有的还专程到湟中上五庄托茂公墓上坟。被蒙古军招降的这些人几经辗转到了海晏，受到托茂公王爷保护，并长期留居下来，成为托茂公的属民。他们与上五庄回族通婚，其语言、服饰和蒙古族相一致，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始终不渝。他们不再自称回族，也不称蒙古族，而称托茂人。招婿说。原先有三名回族兄弟，因生活窘迫，逃难到托茂公部落打杂谋生。不久，王爷看到他们三人聪明伶俐，就招为女婿。他们的宗教信仰未变，就成了后来托茂人的先辈。
五是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反清起义时，陕西白彦虎部败退经过青海境内时，流落于青海蒙古南右翼后旗的一些起义人员受到当地蒙古上层人士的收留和保护，与当地蒙古人通婚，逐渐繁衍发展成为“托茂人”。
六穆斯林后裔说。据《青海回族源流考》说:达延是顾实汗的回回妃子所生，具有穆斯林血统，青海装古编制前，顾实汗即封达延为托茂公，旨在将明正德以来进人青海的蒙古穆斯林后裔招募在托茂的旗帜下，进而争取其他各穆斯林民族对他给予支持。顾实汗的回回妃子说在清朝《松巴佛教史》一书的32页有相关记载:顾实.丹增却吉嘉波.图鲁拜琥的土尔扈特妃生四子，回回妃生五子，藏妃生一子，共十子。是说托茂人的先民是从新疆和西亚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
自清初至年以前，居住在海晏地区的托茂人一直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其生产、生活习俗与蒙古族完全相同，从现州同宝牧场副场长韩占龙提供的托茂人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看，男子衣着与海晏地区蒙古族一样，冬天穿大袖无领大襟老羊皮袄，腰间以长布带束之，脚穿皮靴，头戴狐皮帽。妇女穿长袍，高靴，胸前佩带许多银饰品。经过近50多年的发展，现在托茂人的服饰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在托茂人的服饰除与回族一样戴白帽外，大部分的服饰文化完全汉化，以着汉装为主。居住在祁连县默勒镇的一些托茂人长年与藏族生活在一起，学会讲藏话，偶尔也穿藏式皮袄。年后的多次迁徒，托茂人与回族接触日斩增多，通婚圈也日益扩大，其蒙古文化的特征逐步减少。但在上世纪七十代前，海晏地区的托茂人除宗教信仰不同外，其饮食、居住、服饰及语言完全与蒙古族相同。
托茂人迁移到青海以前就信仰伊斯兰教，属于虎夫耶教派，现今大多数人属于伊赫瓦尼教派。历史上他们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现在居住在海北的托茂人仍然以牧业为主，解放前他们的语言以蒙古语为主。生活在海北的托茂人长期与蒙古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上世纪50年代前具有明显的蒙古文化特色，因伊斯兰教在托茂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伊斯兰文化是其主体文化，然而在托茂人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蒙古文化的遗迹，其文化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和蒙古文化的双重特色。
作为穆斯林群体一员的托茂人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流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影响他们履行各项宗教功课。宗教生活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教法对托茂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课念、礼、斋、课、朝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坚守。如孩子出生即请阿旬起经名，以至于大多数托茂人没有姓氏，以经名称呼，就是在今天他们见面时的称呼还是以经名为主。如年居住在海北的80户托茂人，以经名为户主的有63户，占其总数的79%。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四儿子、海晏县托勒乡的马儿力等托茂人先后完成了伊斯兰教五大天命之一朝觐;年马占海的姐姐、姐夫和海鲁尼、海非赛夫妇也完成了朝觐功课。清真寺是托茂人去的最多的场所，每周五的“主麻日”、每年的“尔德节”和“古尔邦节”聚礼都是在清真寺里举行;托茂人的主要节日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节日。因此，伊斯兰文化渗透在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方面。
今天托茂人的服饰着装式样基本和现代中国人的着装式样相同，男性以西装、夹克等西式服装为主，女性以现代服装为主，老年女性以中式服装为主。但服饰文化的禁忌完全遵循着伊斯兰服饰文化的禁忌，如女性的肢体不能外露、禁止女性穿裸露的服饰、男性禁止佩带金银首饰等。再以头饰文化为例，托茂人男性以戴白帽为主，女性以戴盖头为主，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特色。
托茂人严格遵守伊斯兰丧葬文化禁忌，其丧葬仪式、程序、纪念方式等与其他穆斯林相同，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多年以前，他们送亡人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牲畜，现在托茂人大都与回族相临而居，清真寺数量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加，为他们的宗教、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送亡人再不需要到几十里或几百里外的湟中县上五庄去，可以就近掩埋。托茂人在湟中县上五庄有大寺沟、三湾和拉宁3处坟院，埋葬的亡人都是托茂人。大寺沟坟院占地3亩，三湾坟院占地1亩，拉宁坟院占地8.9亩，共占地约为13亩，平方米。现祁连县央隆乡(原州托勒牧场)有个小坟院是20世纪50年代托茂人迁到此地后逐渐形成的，居住在该地区的托茂人基本上埋在此坟院，如马占海的姨娘等亲人就埋在该坟坟院内。为上坟方便，现在托茂人“口唤”后基本埋葬在祁连县和湟中县上五庄等回族聚居地区的坟院内，再没有形成自己的坟院，托茂人丧葬文化的特征反映了其伊斯兰文化情感与认同价值的取向。
托茂人严格遵守伊斯兰饮食文化禁忌，他们所食的牛羊肉均按照伊斯兰教要求宰杀，禁止食猪、马、驴等不刍鱼的动物、所有自死的动物肉和禁食血液，禁止喝酒抽烟。
托茂人婚姻习俗基本遵循伊斯兰教的各项规定，缔结婚姻遵循与穆斯林通婚，穆斯林男性能娶非穆斯林女性，但穆斯林女性不能嫁非穆斯林男性的原则。其婚姻程序有提亲、定亲、送礼和结婚等，念“尼卡哈”是婚礼的重要程序之一，一般在女方家举行。托茂人有族群内婚、姑舅婚和姨表婚优先的婚姻习俗，就通婚范围而言，他们的通婚半径狭小，以托茂人内部通婚为主。托茂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比率仅占其总人数的7.78%，其中与回族通婚最多，反映了托茂人对回族的认同。
语言方面托茂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主要使用蒙古语，蒙古语成为他们日常用语，但很少有人认识蒙古文。据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托茂人韩?优素福回忆：“过去托茂人大部分讲蒙古话，阿奶们好好的汉话说不来。”年从海晏迁移到州托勒牧场、祁连县等地，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求大家都讲汉语，会说蒙古话的人因此逐渐减少，现今用蒙古语交流仅局限于老年人的范围内，年轻人大多数不会讲蒙古语。但海晏县原托勒蒙古族乡（现甘子河乡）、哈勒景蒙古族乡的托茂人中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听懂蒙古语。托茂人经过几次迁徙后，他们的居住格局由原来的聚居，趋于分散，逐渐失去了语言交流的环境，现今他们以说汉语为主。居住在祁连县的部分托茂人因与藏族为邻，也会说藏语。
服饰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托茂人的服饰以蒙古族的服饰、长袍、腰带、靴子为主，蒙古文化特色显著。据居住在祁连县的托茂老人赛丽麦回忆，年轻时穿蒙古族衣服，夏天穿长袍，冬天穿皮袍或棉袍，衣服的式样与穿法完全和蒙古族一样。他们穿的靴子分为长靴和短靴两种式样，马占海回忆他父母穿的衣服、脖子上戴的装饰品及脚上穿的靴子与蒙古族一样，母亲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长袍，唯一不同的是母亲头戴盖头，父亲戴礼帽。据韩?优素福回忆，年迁移到州托勒牧场，他们仍以牧业生产为主，穿的大皮袄、靴子，戴的皮帽子，阿奶也同样的穿戴，基本是蒙古人的打扮。
饮食方面。蒙古文化特色显著，至今托茂人饮食仍然保持着喝奶茶、吃炒面的习俗。马占海回忆迁移之前他们的饮食以酥油、炒面、煮肉为主，不会炒菜。托茂人从公社化吃食堂开始，其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早晨吃炒面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炒面有两种吃法，其一先在碗里放上炒面、曲拉、酥油，然后倒上烧开的茯茶，搅拌均匀后喝;其二拌炒面，在碗里放上炒面、曲拉、酥油，搅拌均匀后吃。他们喜欢吃开锅羊肉，煮肉时放些花椒、盐，不放其他佐料。韩占龙讲托茂人在招待客人或亲戚时有三种特殊的食品:一是水油饼，其做法将面粉用水和好擀成饼子，然后放到热锅里煮，煮熟后捞到碗里，放上酥油、曲拉、糖，用手拌着吃;二是油搅团，把茶熬好后，将茶叶过滤掉，在煮开的茶里放上面粉、酥油、曲拉、糖，均匀搅拌至熟，放凉后分成块状盛在碗里，用筷子夹着吃;三是砂糖米，把煮熟的大米饭盛在碗里，上面放上砂糖、融化了的热酥油，用勺子搅拌，吃到一半时再放些酸奶。
居住方面。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居住的毡房是蒙古包，现在的毡房式样和过去一样。据蒙古族一些老人们讲，原托茂家的人也和我们一样参加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
据赛丽麦老人回忆，托茂人男性以符猎为主，女性以放牧为主，女性除放牧外，还承担挤奶、打酥油等劳动，打酥油使用的桶子是木制的，当时打酥油完全是人工打制，反映了托茂人生产劳动习俗呈现蒙古文化特色。
综合分析和观察托茂人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资料信息，可以看出其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但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服饰、居住、饮食等方面蒙古文化特色显著，其文化具有伊斯兰和蒙古文化的双重特色。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托茂人的蒙古族传统风俗习惯逐渐在改变或消失，如语言、服饰、居住等，现在很难寻觅到蒙古文化特色。
托茂人族群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关于他们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极为缺乏，人口记载更是如此。年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根据其语言将他们识别为蒙古族，后来根据宗教信仰，在尊重本族群意愿的前提下，将其民族成分更改为回族。诸多的历史及社会原因给托茂人人口统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至今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数据。
托茂人除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焉眷县外，在青海主要居住在祁连县、海晏县、湟中县三县，由于历经战乱和多次迁徙，居住极为分散，全国现在约有余人。有关托茂人由新疆迁徙到青海时的人口情况，缺乏史料记载，学者们先后多次实地调查，他们所获取的人口数据大多源于托茂老人的口承材料，如州政协才仁加同志年调查时曾访问过当时83岁的托茂老阿奶海底撤，她回忆说“我母亲叫法图麦，13岁已结婚，听说起初逃跑时约有三四百户人家......沿途逃难中老弱病残冻死、饿死、丢失、战死的人无计其数......到湟中上五庄水峡口、九道河一带临近托茂公蒙旗定居时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州同宝牧场副场长韩占林提供的材料中提到托茂人从新疆起义时有六七百户，到青海时不到30户人。这是目前所掌握的关于托茂人由新疆迁到青海时人口状况的不同说法。
《蒙藏》旬刊年《青海蒙古清初人口数》中记载:南右后旗余户余人。年7月25日出版的吴均在《青海蒙族户数今昔之比较》中记载:南右后旗初编时户数户，现有50户，减少户。
根据托茂人社会发展及历史变迁，他们到达青海定居于托茂公蒙古族部落后，是其社会生产及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本族群人口的自然繁殖及与蒙古族之间的通婚使其人口数量有一定的增长。但清光绪二十一年(年)青海地区因伊斯兰教新、老教之间的争执引发了战乱，为避战乱托茂人从青海迁往新疆。据托茂老人回忆留在青海地区的多是老弱病残者，从现在托茂人人口数量推测，当时留下的人不会很多。战乱及逃难途中的天灾人祸，使得他们人口数量又一次剧减，留在托茂公旗中的托茂人只有几户。
约在年海晏地区发生了一次瘟疫，这次瘟疫染病归真的托茂人有30余人，据韩?优素福回忆，他的家人就有7人染病归真;被他们称为“托茂阿嘎”的本族群头人及家人也没能幸免于难。从我掌握的人口资料推测年以前居住在海晏地区的托茂人约十几户，人口不足人。
新中国成立后至年以前，托茂人居住的海晏县成立了北山蒙古族自治区，当时居住在海晏县的托茂人具体人口数量不详。据原祁连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占海讲，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在多隆乡担任领导工作。据他介绍现在默勒镇的托茂人主要聚居在3个自然村，以默勒乡海浪村的一社和五社为主，多隆乡的一社、二社、三社和四社有一部分，年多隆乡因行政区划变更并入默勒镇，但托茂人主要聚居在原多隆乡。州托勒牧场年划归祁连县管辖，那里的托茂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央隆乡(原州托勒牧场)。
75岁的韩?优素福是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托茂人，他讲年没有迁徙以前托茂人有30余户，留在海晏县的托茂人只有二三户，其余全部迁出。州政协才仁加同志年调查时的统计，年从海晏搬迁时托茂人有37户，同年搬迁到州托勒牧场和祁连时留在托勒牧场的20户，祁连县野牛沟公社有7户，多隆公社7户，留在海晏县的3户。到年时，托勒牧场有37户，祁连县野牛沟乡有16户，多隆乡有13户，海晏县有7户，全州共有73户托茂人，总人口为人。才仁加同志当时统计的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
根据各种资料汇总，年居住在海北的托茂人分布状况为:原州托勒牧场有户人，祁连县默勒镇有(原多隆乡)60户人，野牛沟乡有63户人，海晏县有36户人，合计户人。现有县级领导干部3人，科级干部4人，教师医生18人。近年来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托茂人的人口逐年增长。
托茂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崇尚团结和谐，尊老爱幼，他们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为我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了不懈努力。年解放后，托茂人为海晏地区的政权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原托茂公旗托茂人大汗七哥、三哥、胡赛等人都担任过州政协委员。其中大汗七哥在成立北山蒙古族自治区时曾担任副区长;三哥年2月任海晏公私合营场场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两次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祁连县中学教师马喜梅，自幼酷爱体育，多次参加县、州、省和全国体育比赛获奖。年在河南新乡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获女子米第八名，年10月在第四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先进个人，为我省争得了荣誉。特别是年从海晏迁往原州托勒牧场和祁连地区，他们以大局为重，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重，在所在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和当地群众一起为海晏和祁连地区的发展、改革、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部分资料来源：1.《我所知道的托茂人》王忠海（原载《海晏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4-35页）2.记录片《走进托茂人》3、网络土地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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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甘子河乡托华村、祁连县野牛沟大泉水村的大山深处，生活着一些头戴回族白顶帽，脚蹬蒙古族长靴，口说蒙古语、藏语和青海省汉语方言、信仰伊斯兰教，长相迥异于当地人的奇特人群。他们自称是托茂族，由于托茂人生活在莽原腹地，依靠内部通婚繁衍生息，罕与外界来往，所以充满了神秘色彩。
当地其他民族群众对这个神秘群落的称呼有：“托茂人”、“托茂家”、“托茂公家”，或以“茂”与“毛”同音而称为“托毛人”、“托毛人家”。而“托茂鞑子”中的“鞑子”是新中国成立前有些人对蒙古族的称呼，早就成为历史。至于“托茂”之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托茂人的起源目前在学术界说法很多，归纳起来以下有五种：
一是朝廷命名说。宋宝庆二年(年)，成吉思汗西征获胜，统辖新疆、中亚细亚等地时，由于当地人多信仰伊斯兰教，部分蒙古军受到影响，由信喇嘛教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学习阿拉伯文字。固始汗占据青海西宁及环湖地区后，这部分人定居在今海晏县托勒、水峡和青海湟中县上五庄一带。清帝册封爵位时，以所在托茂公将他们称为托茂人。
二是中亚细亚人、波斯人、色目人与蒙古族通婚说。蒙古军西征时先后攻取了葱岭以西、黑河以东广大地区。那里的许多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及其他色目人随蒙古军迁徙东来。他们当中，有军士、工匠、商人和传教士，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些人皆未携带家眷，这就使他们势必与蒙古族通婚。这样。他们既保留了原来的习俗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同时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经逐渐发展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托茂人。
三是皈依伊斯兰教说。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很多蒙古贵族甚或蒙古皇室的重要成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秃马惕所在的瓦刺部(卫拉特词的明代汉译)的“瓦刺回回”出现在明朝的官方文献中。明正德初年，蒙古穆斯林亦卜刺作为瓦刺部首领，与东蒙古达延汗征战失败，于正德四年(年)率残部进入青海，其部众大多是穆斯林，有永邵卜、哈喇灰(回)等部。正德九年(年)，蒙古穆斯林卜儿孩又率部进入青海与亦卜刺合牧，这又壮大了青海蒙古穆斯林的人数。嘉靖十二年(年)，东蒙古俺答汗联合吉囊率万骑袭亦卜刺、卜儿孩部，亦卜刺、卜儿孩部伤亡较大，从此亦卜刺部退出青海历史舞台，。留下卜儿孩一支敛众自保。后来，这些蒙古穆斯林，有的融人青海回族中，有的被后来的其他蒙古部落并人，有的被招纳到明末清初进人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托茂公旗下。
四是蒙古托茂公王爷属民说。清顺治五年(年)三月，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二子鄂木布率蒙古军征伐河西丁国栋起义军，招降西宁城。参加起义的回族，一部分转往新疆南部安家落户，至今与祁连的托茂人有往来，有的还专程到湟中上五庄托茂公墓上坟。被蒙古军招降的这些人几经辗转到了海晏，受到托茂公王爷保护，并长期留居下来，成为托茂公的属民。他们与上五庄回族通婚，其语言、服饰和蒙古族相一致，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始终不渝。他们不再自称回族，也不称蒙古族，而称托茂人。招婿说。原先有三名回族兄弟，因生活窘迫，逃难到托茂公部落打杂谋生。不久，王爷看到他们三人聪明伶俐，就招为女婿。他们的宗教信仰未变，就成了后来托茂人的先辈。
五是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反清起义时，陕西白彦虎部败退经过青海境内时，流落于青海蒙古南右翼后旗的一些起义人员受到当地蒙古上层人士的收留和保护，与当地蒙古人通婚，逐渐繁衍发展成为“托茂人”。
六穆斯林后裔说。据《青海回族源流考》说:达延是顾实汗的回回妃子所生，具有穆斯林血统，青海装古编制前，顾实汗即封达延为托茂公，旨在将明正德以来进人青海的蒙古穆斯林后裔招募在托茂的旗帜下，进而争取其他各穆斯林民族对他给予支持。顾实汗的回回妃子说在清朝《松巴佛教史》一书的32页有相关记载:顾实.丹增却吉嘉波.图鲁拜琥的土尔扈特妃生四子，回回妃生五子，藏妃生一子，共十子。是说托茂人的先民是从新疆和西亚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
自清初至年以前，居住在海晏地区的托茂人一直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其生产、生活习俗与蒙古族完全相同，从现州同宝牧场副场长韩占龙提供的托茂人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看，男子衣着与海晏地区蒙古族一样，冬天穿大袖无领大襟老羊皮袄，腰间以长布带束之，脚穿皮靴，头戴狐皮帽。妇女穿长袍，高靴，胸前佩带许多银饰品。经过近50多年的发展，现在托茂人的服饰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在托茂人的服饰除与回族一样戴白帽外，大部分的服饰文化完全汉化，以着汉装为主。居住在祁连县默勒镇的一些托茂人长年与藏族生活在一起，学会讲藏话，偶尔也穿藏式皮袄。年后的多次迁徒，托茂人与回族接触日斩增多，通婚圈也日益扩大，其蒙古文化的特征逐步减少。但在上世纪七十代前，海晏地区的托茂人除宗教信仰不同外，其饮食、居住、服饰及语言完全与蒙古族相同。
托茂人迁移到青海以前就信仰伊斯兰教，属于虎夫耶教派，现今大多数人属于伊赫瓦尼教派。历史上他们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现在居住在海北的托茂人仍然以牧业为主，解放前他们的语言以蒙古语为主。生活在海北的托茂人长期与蒙古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上世纪50年代前具有明显的蒙古文化特色，因伊斯兰教在托茂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伊斯兰文化是其主体文化，然而在托茂人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蒙古文化的遗迹，其文化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和蒙古文化的双重特色
作为穆斯林群体一员的托茂人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流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影响他们履行各项宗教功课。宗教生活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教法对托茂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课念、礼、斋、课、朝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坚守。如孩子出生即请阿旬起经名，以至于大多数托茂人没有姓氏，以经名称呼，就是在今天他们见面时的称呼还是以经名为主。如年居住在海北的80户托茂人，以经名为户主的有63户，占其总数的79%。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四儿子、海晏县托勒乡的马儿力等托茂人先后完成了伊斯兰教五大天命之一朝觐;年马占海的姐姐、姐夫和海鲁尼、海非赛夫妇也完成了朝觐功课。清真寺是托茂人去的最多的场所，每周五的“主麻日”、每年的“尔德节”和“古尔邦节”聚礼都是在清真寺里举行;托茂人的主要节日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节日。因此，伊斯兰文化渗透在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方面
今天托茂人的服饰着装式样基本和现代中国人的着装式样相同，男性以西装、夹克等西式服装为主，女性以现代服装为主，老年女性以中式服装为主。但服饰文化的禁忌完全遵循着伊斯兰服饰文化的禁忌，如女性的肢体不能外露、禁止女性穿裸露的服饰、男性禁止佩带金银首饰等。再以头饰文化为例，托茂人男性以戴白帽为主，女性以戴盖头为主，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特色。
托茂人严格遵守伊斯兰丧葬文化禁忌，其丧葬仪式、程序、纪念方式等与其他穆斯林相同，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多年以前，他们送亡人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牲畜，现在托茂人大都与回族相临而居，清真寺数量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加，为他们的宗教、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送亡人再不需要到几十里或几百里外的湟中县上五庄去，可以就近掩埋。托茂人在湟中县上五庄有大寺沟、三湾和拉宁3处坟院，埋葬的亡人都是托茂人。大寺沟坟院占地3亩，三湾坟院占地1亩，拉宁坟院占地8.9亩，共占地约为13亩，平方米。现祁连县央隆乡(原州托勒牧场)有个小坟院是20世纪50年代托茂人迁到此地后逐渐形成的，居住在该地区的托茂人基本上埋在此坟院，如马占海的姨娘等亲人就埋在该坟坟院内。为上坟方便，现在托茂人“口唤”后基本埋葬在祁连县和湟中县上五庄等回族聚居地区的坟院内，再没有形成自己的坟院，托茂人丧葬文化的特征反映了其伊斯兰文化情感与认同价值的取向。
托茂人严格遵守伊斯兰饮食文化禁忌，他们所食的牛羊肉均按照伊斯兰教要求宰杀，禁止食猪、马、驴等不刍鱼的动物、所有自死的动物肉和禁食血液，禁止喝酒抽烟。
托茂人婚姻习俗基本遵循伊斯兰教的各项规定，缔结婚姻遵循与穆斯林通婚，穆斯林男性能娶非穆斯林女性，但穆斯林女性不能嫁非穆斯林男性的原则。其婚姻程序有提亲、定亲、送礼和结婚等，念“尼卡哈”是婚礼的重要程序之一，一般在女方家举行。托茂人有族群内婚、姑舅婚和姨表婚优先的婚姻习俗，就通婚范围而言，他们的通婚半径狭小，以托茂人内部通婚为主。托茂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比率仅占其总人数的7.78%，其中与回族通婚最多，反映了托茂人对回族的认同
语言方面托茂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主要使用蒙古语，蒙古语成为他们日常用语，但很少有人认识蒙古文。据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托茂人韩?优素福回忆：“过去托茂人大部分讲蒙古话，阿奶们好好的汉话说不来。”年从海晏迁移到州托勒牧场、祁连县等地，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求大家都讲汉语，会说蒙古话的人因此逐渐减少，现今用蒙古语交流仅局限于老年人的范围内，年轻人大多数不会讲蒙古语。但海晏县原托勒蒙古族乡（现甘子河乡）、哈勒景蒙古族乡的托茂人中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听懂蒙古语。托茂人经过几次迁徙后，他们的居住格局由原来的聚居，趋于分散，逐渐失去了语言交流的环境，现今他们以说汉语为主。居住在祁连县的部分托茂人因与藏族为邻，也会说藏语。
服饰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托茂人的服饰以蒙古族的服饰、长袍、腰带、靴子为主，蒙古文化特色显著。据居住在祁连县的托茂老人赛丽麦回忆，年轻时穿蒙古族衣服，夏天穿长袍，冬天穿皮袍或棉袍，衣服的式样与穿法完全和蒙古族一样。他们穿的靴子分为长靴和短靴两种式样，马占海回忆他父母穿的衣服、脖子上戴的装饰品及脚上穿的靴子与蒙古族一样，母亲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长袍，唯一不同的是母亲头戴盖头，父亲戴礼帽。据韩?优素福回忆，年迁移到州托勒牧场，他们仍以牧业生产为主，穿的大皮袄、靴子，戴的皮帽子，阿奶也同样的穿戴，基本是蒙古人的打扮。
饮食方面。蒙古文化特色显著，至今托茂人饮食仍然保持着喝奶茶、吃炒面的习俗。马占海回忆迁移之前他们的饮食以酥油、炒面、煮肉为主，不会炒菜。托茂人从公社化吃食堂开始，其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早晨吃炒面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炒面有两种吃法，其一先在碗里放上炒面、曲拉、酥油，然后倒上烧开的茯茶，搅拌均匀后喝;其二拌炒面，在碗里放上炒面、曲拉、酥油，搅拌均匀后吃。他们喜欢吃开锅羊肉，煮肉时放些花椒、盐，不放其他佐料。韩占龙讲托茂人在招待客人或亲戚时有三种特殊的食品:一是水油饼，其做法将面粉用水和好擀成饼子，然后放到热锅里煮，煮熟后捞到碗里，放上酥油、曲拉、糖，用手拌着吃;二是油搅团，把茶熬好后，将茶叶过滤掉，在煮开的茶里放上面粉、酥油、曲拉、糖，均匀搅拌至熟，放凉后分成块状盛在碗里，用筷子夹着吃;三是砂糖米，把煮熟的大米饭盛在碗里，上面放上砂糖、融化了的热酥油，用勺子搅拌，吃到一半时再放些酸奶
居住方面。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居住的毡房是蒙古包，现在的毡房式样和过去一样。据蒙古族一些老人们讲，原托茂家的人也和我们一样参加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
据赛丽麦老人回忆，托茂人男性以符猎为主，女性以放牧为主，女性除放牧外，还承担挤奶、打酥油等劳动，打酥油使用的桶子是木制的，当时打酥油完全是人工打制，反映了托茂人生产劳动习俗呈现蒙古文化特色。
综合分析和观察托茂人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资料信息，可以看出其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但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服饰、居住、饮食等方面蒙古文化特色显著，其文化具有伊斯兰和蒙古文化的双重特色。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托茂人的蒙古族传统风俗习惯逐渐在改变或消失，如语言、服饰、居住等，现在很难寻觅到蒙古文化特色。
托茂人族群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关于他们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极为缺乏，人口记载更是如此。年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根据其语言将他们识别为蒙古族，后来根据宗教信仰，在尊重本族群意愿的前提下，将其民族成分更改为回族。诸多的历史及社会原因给托茂人人口统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至今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数据。
托茂人除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焉眷县外，在青海主要居住在祁连县、海晏县、湟中县三县，由于历经战乱和多次迁徙，居住极为分散，全国现在约有余人。有关托茂人由新疆迁徙到青海时的人口情况，缺乏史料记载，学者们先后多次实地调查，他们所获取的人口数据大多源于托茂老人的口承材料，如州政协才仁加同志年调查时曾访问过当时83岁的托茂老阿奶海底撤，她回忆说“我母亲叫法图麦，13岁已结婚，听说起初逃跑时约有三四百户人家......沿途逃难中老弱病残冻死、饿死、丢失、战死的人无计其数......到湟中上五庄水峡口、九道河一带临近托茂公蒙旗定居时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州同宝牧场副场长韩占林提供的材料中提到托茂人从新疆起义时有六七百户，到青海时不到30户人。这是目前所掌握的关于托茂人由新疆迁到青海时人口状况的不同说法。
《蒙藏》旬刊年《青海蒙古清初人口数》中记载:南右后旗余户余人。年7月25日出版的吴均在《青海蒙族户数今昔之比较》中记载:南右后旗初编时户数户，现有50户，减少户。
根据托茂人社会发展及历史变迁，他们到达青海定居于托茂公蒙古族部落后，是其社会生产及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本族群人口的自然繁殖及与蒙古族之间的通婚使其人口数量有一定的增长。但清光绪二十一年(年)青海地区因伊斯兰教新、老教之间的争执引发了战乱，为避战乱托茂人从青海迁往新疆。据托茂老人回忆留在青海地区的多是老弱病残者，从现在托茂人人口数量推测，当时留下的人不会很多。战乱及逃难途中的天灾人祸，使得他们人口数量又一次剧减，留在托茂公旗中的托茂人只有几户。
约在年海晏地区发生了一次瘟疫，这次瘟疫染病归真的托茂人有30余人，据韩?优素福回忆，他的家人就有7人染病归真;被他们称为“托茂阿嘎”的本族群头人及家人也没能幸免于难。从我掌握的人口资料推测年以前居住在海晏地区的托茂人约十几户，人口不足人。
新中国成立后至年以前，托茂人居住的海晏县成立了北山蒙古族自治区，当时居住在海晏县的托茂人具体人口数量不详。据原祁连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占海讲，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在多隆乡担任领导工作。据他介绍现在默勒镇的托茂人主要聚居在3个自然村，以默勒乡海浪村的一社和五社为主，多隆乡的一社、二社、三社和四社有一部分，年多隆乡因行政区划变更并入默勒镇，但托茂人主要聚居在原多隆乡。州托勒牧场年划归祁连县管辖，那里的托茂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央隆乡(原州托勒牧场)。
75岁的韩?优素福是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托茂人，他讲年没有迁徙以前托茂人有30余户，留在海晏县的托茂人只有二三户，其余全部迁出。州政协才仁加同志年调查时的统计，年从海晏搬迁时托茂人有37户，同年搬迁到州托勒牧场和祁连时留在托勒牧场的20户，祁连县野牛沟公社有7户，多隆公社7户，留在海晏县的3户。到年时，托勒牧场有37户，祁连县野牛沟乡有16户，多隆乡有13户，海晏县有7户，全州共有73户托茂人，总人口为人。才仁加同志当时统计的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
根据各种资料汇总，年居住在海北的托茂人分布状况为:原州托勒牧场有户人，祁连县默勒镇有(原多隆乡)60户人，野牛沟乡有63户人，海晏县有36户人，合计户人。现有县级领导干部3人，科级干部4人，教师医生18人。近年来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托茂人的人口逐年增长。
托茂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崇尚团结和谐，尊老爱幼，他们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为我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了不懈努力。年解放后，托茂人为海晏地区的政权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原托茂公旗托茂人大汗七哥、三哥、胡赛等人都担任过州政协委员。其中大汗七哥在成立北山蒙古族自治区时曾担任副区长;三哥年2月任海晏公私合营场场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两次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祁连县中学教师马喜梅，自幼酷爱体育，多次参加县、州、省和全国体育比赛获奖。年在河南新乡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获女子米第八名，年10月在第四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先进个人，为我省争得了荣誉。特别是年从海晏迁往原州托勒牧场和祁连地区，他们以大局为重，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重，在所在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和当地群众一起为海晏和祁连地区的发展、改革、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部分资料来源：1.《我所知道的托茂人》王忠海（原载《海晏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4-35页）2.记录片《走进托茂人》3、网络
骑の敌国难ここに见る弘安四年夏の顷なんぞ怖れん我に鎌仓男子あり正义武断の名一喝して世に示す二、（多々良浜）多々良浜辺の戎夷（えみし）そは何蒙古势傲慢无礼もの倶（とも）に天を戴かずいでや进みて忠义に锻えし我が腕（かいな）ここぞ国のため日本刀を试し见ん三、（筑紫の海）こころ筑紫の海に浪押し分けて行くますら猛夫（たけお）の身仇（あだ）を讨ち帰らずば死して护国の鬼と誓いし箱崎の神ぞ知ろし召す大和魂（やまとだま）いさぎよし四、（玄海滩）天は怒りて海は逆巻く大浪に国に仇をなす十余万の蒙古势は底の藻屑と消えて残るは唯三人（ただみたり）いつしか云はれて玄界滩月清し日文罗马字注音元寇（げんこう）は、年に発表された军歌。作词作曲共に永井建子。四百余州を拳（こぞ）る 十万余骑の敌ShihyakuyoshuuokozorujumannyokiNoteki国难ここに见る 弘安四年夏の顷kokunankokonimirukouanyonennatsunokoroなんぞ怖れんわれに 镰仓男子ありnanzoosorenwarenikamakuraDanshiari正义武断の名 一喝して世に示すSeigibudannonaikkatsushiteyonishimesu多々良浜辺の戎夷（えみし） そはなに蒙古势TatarahamabenoemishisoHananimookozei傲慢无礼もの 倶（とも）に天を戴かずGomanbureitomonitenoitadakazuいでや进みて忠义に 锻えしわがかいなIdeyasusumitechuuginikitaeshiwagakainaここぞ国のため 日本刀を试しみんKokozokuninotamenipontootameshiminこころ筑紫（つくし）の海に 浪おしわけてゆくKokoroTsukushinoumininamioshiwaketeyukuますら猛夫（たけお）の身 仇（あだ）を讨ち还らずばMasuraTakeonomiadaouchikaerazuba死して护国の鬼と 誓いし箱崎のshishitehogokunoonitochikaishiHakozakino神ぞ知ろし召す 大和魂いさぎよしKamizoshiroshimesuyamatodamashīisagiyoshi天は怒りて海は 逆巻く大浪にTenwaikariteumiwaSakamakuoonamini国に仇をなす 十余万の蒙古势はKuniniadaonasuJuuyomannomookozeiwa底の藻屑と消えて残るは唯三人（ただみたり）Sokonomokuzutokietenokuruwatatamitariいつしか云はれて玄界滩月清しitsushikakumoharetekenkainadatsukikiyoshi中文译文第一段：镰仓男儿四百余州举兵，十万余骑之敌。此般国难临头时，正值弘安四年夏季。毋论情势多恐怖，有我镰仓男儿在此。挟正义武断之名，一声吼示诸举世。第二段：多多良海滩多多良海滩边之戎夷，就是那群蒙古军势，傲慢无礼的家伙们哟，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携忠义之精神前进，而锻炼我们的技艺。此番要为了国家，去测试日本刀的锋利。第三段：筑紫的大海心已朝向筑紫的大海，只求乘风破浪去迎击。以此粗犷猛夫之身，不讨取仇敌绝不归阵。纵身死亦为护国之鬼，遂立誓言于箱崎。得神灵感知而召往天国，大和魂则名垂青史矣。第四段：玄界滩苍天暴怒发令于大海，海上即卷起了巨浪。身为国家仇敌的，那十余万蒙古军势。当波浪退去之后，幸存的只有三人而已。待到丛云散开之际，玄界滩上月光照耀。
编者案：忽必烈时期元朝两次征日本,但因遇到台风,元朝征日本的行动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次战役,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称这一时期为"蒙古袭来"或"元寇袭来"。
《蒙古袭来绘词》描绘的是13世纪末蒙古入侵日本时，在日本登陆的蒙古军队与日本军队发生战斗而蒙古人被击败的故事，绘制完成于年2月9日。一般认为,‘绘词是其主人公竹崎季长命令画师所作,故又称《竹崎季长绘词》。
由于竹崎季长亲自参加过与元朝的战争，其描绘的元朝军队的战船、阵容、服饰、兵器、发髻、旗帜等,对元朝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以及元代的造船、战术,蒙古的服饰、习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图后附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史料价值及其运用。
首先，这个转折在中华地区实现了南北的再统合。从姑且算是中华一统时代的唐朝覆亡（）后开始算起，或是回溯到三世纪半之前，从唐朝发生了使其丧失实质统一状态的安史之乱（—）算起的话，南北统合竟已暌违五百年之久。而且，不单只是南北统合，尽管有直接或间接之别，连云南、大理、贵州（贵州地方在蒙古语中音读“奇头叩尔”即鬼国之意，到了明代美化为同音异字的“贵”），包括西藏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到“中国”圈内。这是与从唐朝到蒙古这段漫长岁月间，若以中华式名称称之，则为辽、五代、北宋、金、南宋、西夏等先后交替并立、兴亡、分裂、多极化及缩小的“中国”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其面积之广也前所未有。也就是说，一条迈向崭新巨大中华的道路从此开启了。
并且，最重要的莫过于忽必烈在蒙古全境中亲自领有的亚洲东方，在自过去以来以戈壁以北的外蒙草原为根据地的体制中，开始将内蒙草原及华北作为新的“国之根基”，推动接合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新型国家建设，从此推动了欧亚世界史的两道洪流在此汇集，贯穿历史的基本结构自此从根本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顺带一提，在明代、清代以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皆是首都的北京，其前身乃此时作为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都，是耗时二十余年营造的大都。其实，天津的前身直沽，甚至是上海，也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
要言之，现在我们所认知理解的“中国”这片大疆域，乃源自明清两代前，即忽必烈以后的元代。通过蒙古与忽必烈这两个阶段，中国发生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巨大转型。这个变化的意义之大，多次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中国”的范围从根底上发生了改变。
回头来看，名实相符的“小中国”北宋，或是甚至只有其一半的南宋自不待言，就连非汉族王朝，但也兼有许多中华要素的多种族国家辽、金、西夏等，不论在气度还是内涵上，皆与蒙古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与此同时，若要谈论这个重生为“大中国”的“中国”，吾人仍不能忘记，她虽然继承了长久以来在这片大地上开展的多样历史、地域、社会、文化，并将之吸纳进来，但仍可说处于初生的模糊状态，大致仍在混沌之中。
另一方面，世界又如何呢？忽必烈在取得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以及南宋这个国家及社会体制后，以此为起点，开始向海洋进发。出现在草原世界的游牧民国家，在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混血陆上世界帝国后，又吸收了中华世界，甚至摸索了通往海上帝国的道路。对日本进行的两次征伐、向东南亚各地派遣的海洋军队，也可归于此一脉络。在军事进攻方面的海洋发展，未必是成功的。不过，忽必烈政权拥有了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舰队、展开了以穆斯林商人为主轴的国际通商，并在自由经济政策之下陆续与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各国缔结了友好关系，到年，这些工作便已完成。笔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为何在过去几乎都被抹杀了。由此，十三世纪末，从东海经印度洋到中东的海上通路整体，便在和平状态下掌握于蒙古手中，人类史上首次围绕着欧亚陆海循环的交通网于是形成。
与这样的动向并进，蒙古帝国或许因为巨大化的必然结果，本身也被迫要面临转型。如前所述，肇因于帝位继承战争，蒙古从以继承大可汗之位的忽必烈及其血胤直接统率的宗主国“大元汗国”为中心，分立为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通称金帐汗国，或克普恰克汗国）、中东一带的旭烈兀汗国（通称伊儿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规模之大足以称作帝国的蒙古国家，变身为一个整体而言松散又多元复合的蒙古世界联邦。此外，蒙古也因为自身的多极化，使得过去那般令人惊异的军事扩张浪潮逐渐消退，反而以控制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多人口和最高经济力之中华地区的大元汗国为推进力，整体转向了以国际协调和经济优先为主的和平路线。如此，到了十四世纪，人与物资的东西方大交流使用了上述那个蒙古以政府资金来维持的欧亚循环路径而有所进展，出现了一个史上空前的、以蒙古为中心、欧亚及北非各地松散围绕却合而为一的局面。
至此为止，人类的历史终于具有了一个不是部分历史之间的拼贴凑合，而是形象完整的整体，即便它仍有些模糊。具体来说，世界史从这里开始清楚地走上了一条名实相符的世界史道路。
蒙古帝国和大元汗国的双重结构，然后是欧亚大交流的时代，这便是当时围绕着元代中国的大时代情境。
围绕着元代中国的两种角度
中国史上一般以“元朝”为名的这个政权，如前所述乃指“大元汗国”，其正式名称为“Dai-?YeqeMongγolUlus”，也就是在成吉思汗以来的固有国名“大蒙古国”上，再加上“大元”一词。
所谓“大元”，是取自中国经书之一《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所谓“乾元”，意指“宇宙、万物之源”，从中可以窥见忽必烈在蒙古帝国的架构之上，将亲手实现了再统合的“中国”置于新国家构想的主轴位置的想法，其目标在于同时承继以蒙古为顶点的游牧国家传统以及历代中华王朝所累积下来的遗产，集两者而成万物“大元”之国家。这既非纯粹的蒙古国家，亦非原来的中华王朝。就这点来说，在此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元朝”这个因袭古老中华王朝史观、离真实既远又易生误解的通称。
以上所述姑且搁下不谈，大元汗国一方面是跨国性的超大“世界联邦”宗主国之蒙古国家，另一方面又确实是暌违已久的统一的中华政权的这个两重性，毫无疑问是通观元代中国时的重点。
例如，若从历史研究的面向来思索元代中国的话，将会有两个较大的角度。一个当然是自中国史脉络来掌握的角度。因为这个角度固定在中国这个地点来追寻“时光”流动，所以能够说是一个注视历史“纵轴”的角度。如此一来，有关元代的事物，在中国史整体之中不管怎么看都容易作“奇怪”“变异”“特殊”等理解，而且这里被提起的话题，也容易倾向传统与断绝、持续与新奇这些对照面上。
另一个是将之作为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或是划时代性时期加以把握的立场。如前所述，人类的历史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首次具有了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性质。就历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姑且固定了十三、十四世纪的时间跨度，环顾欧亚与北非全境的角度。近年，特别是日本所提倡的“蒙古时代”这个说法便属此类，可与“大航海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等世界史上的特定时代并列。或许可称之为超越了历史的共时性或是地域及文明圈框架来编织“横轴”的研究。
这两个角度，各自不同又彼此相关。人类在现实中的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本来就是没有障壁的，这个时代更是如此，有各色人物、物资、思考、技术、文化以欧亚规模流动、往来，是一个真正没有边界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言以蔽之，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叠印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元代是中国史上转型为“大中国”的划时代的时期，是过去那些复杂、多样的步伐或要素缤纷交融、并存的“燕麦粥状态”；另一方面，它又是名为“蒙古时代”的这个“世界史时代”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的人或物的流入与刺激当然是不断且广泛的。诚然，受到影响或刺激的不只是“中国”，“中国”也对其他世界造成了许多影响或刺激。所谓的文化接触，本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
换句话说，在涉及元代中国的事物之中，有不少时候是“中国”与“世界”要素的彼此纠合。当然也有些时候是只以“中国”架构便可解释的。不过，若是太过深信只有“中国”这个架构，将造成偏颇与遗漏。有一些现象乍见之下似乎可单以“中国”来解释概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谈论文化或美术的时候。叫人吃惊的是，毋宁说当我们在眺望这个时代的“世界”时，中华、中亚及中东，然后是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皆超乎意料地显示出了文化或美术的“共鸣现象”。此一“共鸣现象”所及之处，大至“时代的偏好”，小至每一件美术作品。在蒙古时代，欧亚世界的交流状况的确良好，“中国”也完全不在例外。
将元代中国定位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之间，是否恰当呢？有关看待元代中国之视线的兴味及难处，部分便来自于这个“之间”的定位。
骑在马上时，能耐的住酷寒和酷暑，他们不喜欢奢华，也不会相互嫉妒，因此也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纠纷，甚至当食物短缺时，他们会非常乐于与旁人分享仅有的存粮……“ 蒙古人极为尊重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及传统，因此他们占领别的国家后，从来不会摧毁异教徒的宗教，他们更不会强迫俘虏改信蒙古人的宗教（撒满），这种宽容的态度，实在是很难得……“ 蒙古人住在蒙古包里，这种轻便的帐篷可以轻易的拆下来，也可以轻易的安装起来，没有什么财产，更谈不上谁拥有一寸土地，他们常常搬家，可以带着所有的家当上战场或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场……“ 这些事情虽然听起来很新鲜，但是请你相信，我所说的和记录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时是蒙古人召开呼里勒台推举贵由汗接掌大可汗的时期，贵由汗即位大典后，召见了勃朗嘉宾。当时贵由可汗的大臣镇海充当了翻译，镇海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信仰的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因为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向东迁移，最后在当时的中国宋朝也被禁止，所以大量的景教徒流亡到达蒙古），勃朗嘉宾惊讶的发现，各种宗教的人士在蒙古的朝廷里，可以和平的共处。 在蒙古草原的南方，有一个叫做乌兰苏木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当时的内蒙古考古人员李意誉（译音）发掘出了当时汪古部落的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景教文物，说明当时景教在蒙古各部落均很繁盛。 勃朗嘉宾在离开教廷2年4个月后，又回到教廷向教皇报到。他报告，在遥远的东方，确实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他们都是蒙古皇帝的臣民，必须向蒙古皇帝效忠，并带回了蒙古皇帝给教皇的信，这封信在本世纪初，在凡帝刚的档案中发现，现由教廷的麦特勒神甫负责保管。信中贵由汗对教皇很客气的问候，但又不失威严的宣称，要征服全世界！ 年，蒙古人开始将征服世界的承诺付诸实施。先后征服了伊朗、伊拉克、大马士革、巴格达等等伊斯兰教国家，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宠儿吗
在年的老上海，大约是暑期。在一辆电车的头等座位上，坐着白人父子。儿子也就十一二岁，长园的小脸，面颊白里透红，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和平而秀美。车上的一位中国青年人，不由得仔细地多看了这个孩子几眼。谁知，白人孩子到站下车时，在青年人面前停住，突然把脸向这个青年人尽力伸过来，恶狠狠的，好像是说，黄种人，看罢!你配看我!然后下车扬长而去。年轻人羞辱、愤怒而又无奈。他知道，白人孩子凭借着种族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势，在这个孩子眼中，黄种人就是劣等人。
这个青年人把这次经历，这次羞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名为《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抨击白人身上的种族主义。这个青年人就是写了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作家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是语言文学家，可能不太了解欧洲的历史。其实，欧洲历史辉煌的时期是在两端，早期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时期，晚近是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帝国时期。从罗马帝国衰落的公元年到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1年间，欧洲是一个贫弱之地，是欧亚大陆经济版图上的遥远边陲。欧亚大陆中心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经常劫掠欧洲，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都曾对欧洲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匈奴首领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在欧洲纵横驰骋，以至于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可见欧洲人的痛苦和无奈!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认为，所谓欧洲，实际上就是在抵抗欧亚中心地带草原游牧民族的侵略过程中形成。这也反面说明，当时欧洲的积贫积弱。
欧洲兴起于1年。水手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也可以到达印度。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替代被穆斯林世界控制的欧洲通往印度的商路。年8月2日，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率领三艘帆船出发。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来西班牙人又在美洲发现黄金、白银，开始了欧洲的殖民时代。通过杀戮当地印第安人，抢夺黄金白银，欧洲人抢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年，葡萄牙人达·迦马率领四艘帆船绕道好望角，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中心城市卡利卡特。回去的时候，达·迦马搜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回到家乡卖了大价钱，是整个船队探险经费的60倍。暴利让葡萄牙人眼红了，他们要独霸这条商路。不是通过商业竞争，而是用武力把对手消灭掉，把对手赶走。葡萄牙人以一种“海盗+商人”的手段，最终独霸这条商路，并美其名曰“持剑经商”。后来的荷兰、英国纷纷效仿。由此，欧洲人开启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这是欧洲兴起的原点。实际上是欧洲人在母国的庇护下，纷纷驾船出海，碰到强大的国家就老实经商，碰到弱小国家就掠夺。现在好莱坞有一种星际探险类型的科幻电影，总是描写一只宇宙飞船船队在外太空探险、作战，消灭黑暗势力，消灭邪恶生物。这背后，笔者怀疑，是否无意间渗透着欧美人对大航海、大探险时代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
但是，在1年时，欧洲的生产力却是乏善可陈。欧洲是欧亚大陆一个荒僻的角落。年，达·迦马到达印度卡利库特，但是，却没有带来任何反响。葡萄牙人带来的都是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品。看看达·迦马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单：羊毛织物、帽子、珊瑚珠串、脸盆、罐装的油和蜂蜜。[1]笔者不太了解印度当时的生产水平，但是，想想我国传统评书中国家间互赠的礼品，达·迦马的这份礼单实在是太差了。卡利库特的统治者卡拉巴尔王公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让达·迦马给葡萄牙国王带回一封信，信上说，他的国家繁荣富足，他希望从葡萄牙得到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胭脂。[2]实际上，应该替达·迦马感到幸运，这要是赶上暴君式统治人物，还不落一个羞辱君王的罪名，掉了脑袋。更重要的是，不仅统治者没兴趣，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没兴趣。由于葡萄牙，以至欧洲的生产水平落后，葡萄牙商品在葡萄牙本地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在印度卡利库特的价格，根本就无法进行贸易。
因此，欧洲人在1年时，只能抢，只能进行所谓的“持剑经商”。
真正改变欧洲人的生产能力，改变欧洲人在欧亚大陆经济版图地位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从此欧洲真正崛起，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成为上帝的“宠儿”。
(二)工业革命巨变
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年。标志性事件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推动蒸汽机发明的是两个行业，一个是棉纺织业，一个是炼铁业。
棉纺织业在当时是英国的新兴产业。16世纪尼德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约三万名纺织工人逃到英国,给英国带来了纺织技术。棉纺织业属于轻工业，需要的资本较少,资金周转快,容易获利。英国棉纺织工业很快发展起来。最初的棉纺织业都是手工操作，家庭式小作坊生产。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这种织布器械改变了过去织工们用双手相互穿梭的织布方法。织工们只要用两脚交替踏板,飞梭就会自动地织成布匹,工作效率由此提高了一倍。随着飞梭的改进和应用，织布技术迅速领先纺纱技术。六个纺工才能供应一个织工所需的棉纱。
提高纺纱技术成为当务之急。年,织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手摇纺纱机，被称为“珍妮机”,又称多轴纺纱机。纺锤的数目开始时装八个,后来增加到十六个,到年增至一百二十个纺锤同时工作。棉纱产量由此大幅度增加。但是，珍妮机的缺点就是必须用手摇。年,普雷斯顿的理查德·阿克莱发明、制成了(实际上是偷了别人的发明)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使用滚筒以不同的速度纺成棉纱。从此，纺纱机的转动不再依靠人力,而是利用自然力。英国也从此能够制造出纯棉织品。水力纺纱机体积较大,不适于家庭分散应用。它需要建造厂房,集中生产。年,阿克莱在德比郡附近的德温特河岸开办了英国第一家水力棉纺纱厂。工厂出现了。不久,他雇佣了六百多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工资较低的童工,这是近代机器大工厂的开端。
年,兰开郡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吸取珍妮机的活动架子和水力机的纺纱滚筒的优点,发明了综合纺纱机,又称走锭精纺机。这种机器纺出的纱既精细又而结实,一次能够带动三百至四百个纱锭。综合纺纱机自然代替了珍妮机。
今生我们有缘，陪你一起看草原，让爱留心间……
阳光灿烂的夏日，心驰神往。一起到草原，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白的云，看那远飞的燕……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
走进草原，心飞扬。青青的草，烂漫的花，暖暖的风，一切是那样亲切。根在草原，心怀爱恋，草原的开阔，总能打开紧锁的心胸。这是山的宽厚，风的抚慰，天的洁净，云的懒散，草的青香给予的。
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
草原，你山地草原的特点，离天很近，人称你是倚天草原，摩天草原，一直向往天的无垠和明净，却注定不能与天相连，只能与天相望，与天相恋，这是天与地的绝恋！
根在草原，爱在草原，我要为你歌唱，歌唱蓝蓝的天，歌唱浓浓的情，让歌声随草原的风，传给我的亲人。那里有我的思念，有我心中的恋曲。
作一首草原恋歌，爱你，想你，思念你，化作山雨，淋透我身，浸润我心。
草原，我对你的情永不变，变的只是容颜。你是我的歌，心中永远的歌，一首无名的草原恋歌。
世界游牧文明的金冠古老蒙古文明
我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有：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如果放宽点儿，那么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印加帝国是否也可以加入文明古国的行列？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查阅了一些国外的权威世界历史著作，都找不到“四大文明古国”的准确的说法，也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最初提出是在梁启超写于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中出现“四大文明古国”之说。但梁先生当时只是用诗词表达爱国情怀，并无确凿论据。从中国到津巴布韦，从英国到哥伦比亚，人类历史上有着数不胜数的文明。玛雅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印加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高棉文明、三星堆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特洛伊古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基洛夫特古文明等等数不完的文明遗址，难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他把0年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阿·托毕认为这里的游牧文明就是古匈奴文明，所以我认为游牧文明与其它文明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悠久历史和地位；如果要说古代“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希腊、伊朗、叙利亚”都是比古中国更早（或几乎同时）的文明的时候难道蒙古高原一直处于野蛮黑暗之中吗？有谁还敢提出蒙古文明呢？！
那我今天提出《世界游牧文明的金冠古老蒙古文明》的时候好多学者都惊呆了或者说这是个笑话，甚至说根本没有听说过“蒙古文明”，只听说了“蒙古屠城”。自然这样认为的人占多数，但事实归事实。我这样写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开一个游牧文明的神秘的面纱而已。
著名东方史学家勒内·格鲁塞，以其开阔的视野，雄浑的气势，为人们描绘出三千年来草原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宏伟史剧；斯基泰，匈奴帝国，突厥帝国，以及蒙古帝国这些草原帝国的兴起与衰落；阿提拉，成吉思汗，贴木儿等上帝之鞭的征服狂飙；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永无休止的碰撞，撕扯与交融。当草原上的一切归于沉寂，这部雄伟的巨著——《草原帝国》将会成为它们永恒的见证。（勒内·格鲁塞（ReneGrousset，-）系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让我改变了看法，从他的书中，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过去，现在有了新的认知。
英国散文学家布封先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是因为有了马。阴山一带河套地区的匈奴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早驯服马的民族之一。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3年前的事情。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大次大分工——手工业和浓（牧）业的分离。那时，已经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先生的观点：“匈奴不仅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世界历史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确实应该大书特书其历史贡献。”（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我国考古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振聋发聩地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然沉浸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数千年来，众多游牧民族先后生息繁衍在亚欧大陆的广阔草原上，创造和传承了光辉灿烂的游牧文明，推动着世界文明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活跃在亚欧草原上数百年的匈奴民族承上启下，做出巨大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游牧文明的先驱者。
一、蒙古游牧文明的历史地位
我们了解游牧文明的历史地位问题的时候必须提到已故的“草原文化之父”孟驰北先生，类似摩尔根揭示了远古社会的“序”，达尔文揭示了生物世界的“序”，孟驰北先生揭示了古代草原社会的“序”。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欧亚大陆甚至全世界游牧文明分布地域最广阔，超出农耕文明的3倍之多，游牧上古时代的欧亚草原大致分布着三个游牧王国。匈奴鲜卑统治着蒙古高原，斯基泰，萨尔玛特统治着欧亚大草原的西部地区。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欧亚大草原出土了三件王冠，恰巧是斯基泰王冠，萨尔玛特王冠和匈奴王冠。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这类王冠是草原文明的原生性因素，在民族大迁徙的时代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历史被忽视的后院：草原文明(1)-何新博客管理员）你看人类迁移图就能看出：最早的人类是从古埃及尼罗河往东迁移直到北美、南美；然后在欧亚大陆上三次游牧民族的往西迁移决定了中东欧的千年历史演变。这四次大迁移是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两大部落就是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史记·五帝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居轩辕之丘’。《庄子·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庄子·至乐篇》说：‘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郭璞注《西山经》云：‘叶日辛酉，天子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昆仑见于庄周、屈原等书，《庄子·大宗师》‘堪坯得之，以袭昆仑’。《屈原·九歌·山鬼》说：‘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离骚》说：‘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屈原·天问》说：‘昆仑悬圃，其居安在？’《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记》‘河出昆仑，其高二万五千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淮南子》说：‘禹掘昆仑虚以下地……珠树、玉树、旋树在其西’。看起来，这绝非是纯粹的神话，确有地理根据，昆仑山就是出玉之山，这肯定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带去的，否则不会把玉和昆仑联系在一起的，而黄帝又和昆仑有联系，这证明黄帝是从西域去的游牧部落。”（孟驰北先生《草原
(一)欧洲人是蒙古土地贫
一、（鎌仓男児）四百余州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甘子河乡托华村、祁连县野牛沟大泉水村的大山深处，生活着一些头戴回族白顶帽，脚蹬蒙古族长靴，口说蒙古语、藏语和青海省汉语方言、信仰伊斯兰教，长相迥异于当地人的奇特人群。他们自称是托茂族，由于托茂人生活在莽原腹地，依靠内部通婚繁衍生息，罕与外界来往，所以充满了神秘色彩。
当地其他民族群众对这个神秘群落的称呼有：“托茂人”、“托茂家”、“托茂公家”，或以“茂”与“毛”同音而称为“托毛人”、“托毛人家”。而“托茂鞑子”中的“鞑子”是新中国成立前有些人对蒙古族的称呼，早就成为历史。至于“托茂”之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托茂人的起源目前在学术界说法很多，归纳起来以下有五种：
一是朝廷命名说。宋宝庆二年(年)，成吉思汗西征获胜，统辖新疆、中亚细亚等地时，由于当地人多信仰伊斯兰教，部分蒙古军受到影响，由信喇嘛教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学习阿拉伯文字。固始汗占据青海西宁及环湖地区后，这部分人定居在今海晏县托勒、水峡和青海湟中县上五庄一带。清帝册封爵位时，以所在托茂公将他们称为托茂人。
二是中亚细亚人、波斯人、色目人与蒙古族通婚说。蒙古军西征时先后攻取了葱岭以西、黑河以东广大地区。那里的许多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及其他色目人随蒙古军迁徙东来。他们当中，有军士、工匠、商人和传教士，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些人皆未携带家眷，这就使他们势必与蒙古族通婚。这样。他们既保留了原来的习俗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同时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经逐渐发展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托茂人。
三是皈依伊斯兰教说。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很多蒙古贵族甚或蒙古皇室的重要成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秃马惕所在的瓦刺部(卫拉特词的明代汉译)的“瓦刺回回”出现在明朝的官方文献中。明正德初年，蒙古穆斯林亦卜刺作为瓦刺部首领，与东蒙古达延汗征战失败，于正德四年(年)率残部进入青海，其部众大多是穆斯林，有永邵卜、哈喇灰(回)等部。正德九年(年)，蒙古穆斯林卜儿孩又率部进入青海与亦卜刺合牧，这又壮大了青海蒙古穆斯林的人数。嘉靖十二年(年)，东蒙古俺答汗联合吉囊率万骑袭亦卜刺、卜儿孩部，亦卜刺、卜儿孩部伤亡较大，从此亦卜刺部退出青海历史舞台，。留下卜儿孩一支敛众自保。后来，这些蒙古穆斯林，有的融人青海回族中，有的被后来的其他蒙古部落并人，有的被招纳到明末清初进人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托茂公旗下。
四是蒙古托茂公王爷属民说。清顺治五年(年)三月，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二子鄂木布率蒙古军征伐河西丁国栋起义军，招降西宁城。参加起义的回族，一部分转往新疆南部安家落户，至今与祁连的托茂人有往来，有的还专程到湟中上五庄托茂公墓上坟。被蒙古军招降的这些
世界游牧文明的金冠古老蒙古文明
我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有：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如果放宽点儿，那么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印加帝国是否也可以加入文明古国的行列？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查阅了一些国外的权威世界历史著作，都找不到“四大文明古国”的准确的说法，也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最初提出是在梁启超写于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中出现“四大文明古国”之说。但梁先生当时只是用诗词表达爱国情怀，并无确凿论据。从中国到津巴布韦，从英国到哥伦比亚，人类历史上有着数不胜数的文明。玛雅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印加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高棉文明、三星堆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特洛伊古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基洛夫特古文明等等数不完的文明遗址，难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他把0年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阿·托毕认为这里的游牧文明就是古匈奴文明，所以我认为游牧文明与其它文明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悠久历史和地位；如果要说古代“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希腊、伊朗、叙利亚”都是比古中国更早（或几乎同时）的文明的时候难道蒙古高原一直处于野蛮黑暗之中吗？有谁还敢提出蒙古文明呢？！
那我今天提出《世界游牧文明的金冠古老蒙古文明》的时候好多学者都惊呆了或者说这是个笑话，甚至说根本没有听说过“蒙古文明”，只听说了“蒙古屠城”。自然这样认为的人占多数，但事实归事实。我这样写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开一个游牧文明的神秘的面纱而已。
著名东方史学家勒内·格鲁塞，以其开阔的视野，雄浑的气势，为人们描绘出三千年来草原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宏伟史剧；斯基泰，匈奴帝国，突厥帝国，以及蒙古帝国这些草原帝国的兴起与衰落；阿提拉，成吉思汗，贴木儿等上帝之鞭的征服狂飙；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永无休止的碰撞，撕扯与交融。当草原上的一切归于沉寂，这部雄伟的巨著——《草原帝国》将会成为它们永恒的见证。（勒内·格鲁塞（ReneGrousset，-）系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让我改变了看法，从他的书中，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过去，现在有了新的认知。
英国散文学家布封先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是因为有了马。阴山一带河套地区的匈奴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早驯服马的民族之一。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3年前的事情。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大次大分工——手工业和浓（牧）业的分离。那时，已经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先生的观点：“匈奴不仅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世界历史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确实应该大书特书其历史贡献。”（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我国考古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振聋发聩地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然沉浸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数千年来，众多游牧民族先后生息繁衍在亚欧大陆的广阔草原上，创造和传承了光辉灿烂的游牧文明，推动着世界文明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活跃在亚欧草原上数百年的匈奴民族承上启下，做出巨大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游牧文明的先驱者。
一、蒙古游牧文明的历史地位
我们了解游牧文明的历史地位问题的时候必须提到已故的“草原文化之父”孟驰北先生，类似摩尔根揭示了远古社会的“序”，达尔文揭示了生物世界的“序”，孟驰北先生揭示了古代草原社会的“序”。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欧亚大陆甚至全世界游牧文明分布地域最广阔，超出农耕文明的3倍之多，游牧上古时代的欧亚草原大致分布着三个游牧王国。匈奴鲜卑统治着蒙古高原，斯基泰，萨尔玛特统治着欧亚大草原的西部地区。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欧亚大草原出土了三件王冠，恰巧是斯基泰王冠，萨尔玛特王冠和匈奴王冠。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这类王冠是草原文明的原生性因素，在民族大迁徙的时代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历史被忽视的后院：草原文明(1)-何新博客管理员）
古上层人士的收留和保护，与当地蒙古人通婚，逐渐繁衍发展成为“托茂人”。
六穆斯林后裔说。据《青海回族源流考》说:达延是顾实汗的回回妃子所生，具有穆斯林血统，青海装古编制前，顾实汗即封达延为托茂公，旨在将明正德以来进人青海的蒙古穆斯林后裔招募在托茂的旗帜下，进而争取其他各穆斯林民族对他给予支持。顾实汗的回回妃子说在清朝《松巴佛教史》一书的32页有相关记载:顾实.丹增却吉嘉波.图鲁拜琥的土尔扈特妃生四子，回回妃生五子，藏妃生一子，共十子。是说托茂人的先民是从新疆和西亚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
自清初至年以前，居住在海晏地区的托茂人一直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其生产、生活习俗与蒙古族完全相同，从现州同宝牧场副场长韩占龙提供的托茂人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看，男子衣着与海晏地区蒙古族一样，冬天穿大袖无领大襟老羊皮袄，腰间以长布带束之，脚穿皮靴，头戴狐皮帽。妇女穿长袍，高靴，胸前佩带许多银饰品。经过近50多年的发展，现在托茂人的服饰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在托茂人的服饰除与回族一样戴白帽外，大部分的服饰文化完全汉化，以着汉装为主。居住在祁连县默勒镇的一些托茂人长年与藏族生活在一起，学会讲藏话，偶尔也穿藏式皮袄。年后的多次迁徒，托茂人与回族接触日斩增多，通婚圈也日益扩大，其蒙古文化的特征逐步减少。但在上世纪七十代前，海晏地区的托茂人除宗教信仰不同外，其饮食、居住、服饰及语言完全与蒙古族相同。
托茂人迁移到青海以前就信仰伊斯兰教，属于虎夫耶教派，现今大多数人属于伊赫瓦尼教派。历史上他们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现在居住在海北的托茂人仍然以牧业为主，解放前他们的语言以蒙古语为主。生活在海北的托茂人长期与蒙古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上世纪50年代前具有明显的蒙古文化特色，因伊斯兰教在托茂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伊斯兰文化是其主体文化，然而在托茂人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蒙古文化的遗迹，其文化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和蒙古文化的双重特色
作为穆斯林群体一员的托茂人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流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影响他们履行各项宗教功课。宗教生活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教法对托茂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课念、礼、斋、课、朝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坚守。如孩子出生即请阿旬起经名，以至于大多数托茂人没有姓氏，以经名称呼，就是在今天他们见面时的称呼还是以经名为主。如年居住在海北的80户托茂人，以经名为户主的有63户，占其总数的79%。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四儿子、海晏县托勒乡的马儿力等托茂人先后完成了伊斯兰教五大天命之一朝觐;年马占海的姐姐、姐夫和海鲁尼、海非赛夫妇也完成了朝觐功课。清真寺是托茂人去的最多的场所，每周五的“主麻日”、每年的“尔德节”和“古尔邦节”聚礼都是在清真寺里举行;托茂人的主要节日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节日。因此，伊斯兰文化渗透在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方面
今天托茂人的服饰着装式样基本和现代中国人的着装式样相同，男性以西装、夹克等西式服装为主，女性以现代服装为主，老年女性以中式服装为主。但服饰文化的禁忌完全遵循着伊斯兰服饰文化的禁忌，如女性的肢体不能外露、禁止女性穿裸露的服饰、男性禁止佩带金银首饰等。再以头饰文化为例，托茂人男性以戴白帽为主，女性以戴盖头为主，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特色。
托茂人严格遵守伊斯兰丧葬文化禁忌，其丧葬仪式、程序、纪念方式等与其他穆斯林相同，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多年以前，他们送亡人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牲畜，现在托茂人大都与回族相临而居，清真寺数量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加，为他们的宗教、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送亡人再不需要到几十里或几百里外的湟中县上五庄去，可以就近掩埋。托茂人在湟中县上五庄有大寺沟、三湾和拉宁3处坟院，埋葬的亡人都是托茂人。大寺沟坟院占地3亩，三湾坟院占地1亩，拉宁坟院占地8.9亩，共占地约为13亩，平方米。现祁连县央隆乡(原州托勒牧场)有个小坟院是20世纪50年代托茂人迁到此地后逐渐形成的，居住在该地区的托茂人基本上埋在此坟院，如马占海的姨娘等亲人就埋在该坟坟院内。为上坟方便，现在托茂人“口唤”后基本埋葬在祁连县和湟中县上五庄等回族聚居地区的坟院内，再没有形成自己的坟院，托茂人丧葬文化的特征反映了其伊斯兰文化情感与认同价值的取向。
托茂人严格遵守伊斯兰饮食文化禁忌，他们所食的牛羊肉均按照伊斯兰教要求宰杀，禁止食猪、马、驴等不刍鱼的动物、所有自死的动物肉和禁食血液，禁止喝酒抽烟。
托茂人婚姻习俗基本遵循伊斯兰教的各项规定，缔结婚姻遵循与穆斯林通婚，穆斯林男性能娶非穆斯林女性，但穆斯林女性不能嫁非穆斯林男性的原则。其婚姻程序有提亲、定亲、送礼和结婚等，念“尼卡哈”是婚礼的重要程序之一，一般在女方家举行。托茂人有族群内婚、姑舅婚和姨表婚优先的婚姻习俗，就通婚范围而言，他们的通婚半径狭小，以托茂人内部通婚为主。托茂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比率仅占其总人数的7.78%，其中与回族通婚最多，反映了托茂人对回族的认同
语言方面托茂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主要使用蒙古语，蒙古语成为他们日常用语，但很少有人认识蒙古文。据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托茂人韩?优素福回忆：“过去托茂人大部分讲蒙古话，阿奶们好好的汉话说不来。”年从海晏迁移到州托勒牧场、祁连县等地，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求大家都讲汉语，会说蒙古话的人因此逐渐减少，现今用蒙古语交流仅局限于老年人的范围内，年轻人大多数不会讲蒙古语。但海晏县原托勒蒙古族乡（现甘子河乡）、哈勒景蒙古族乡的托茂人中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听懂蒙古语。托茂人经过几次迁徙后，他们的居住格局由原来的聚居，趋于分散，逐渐失去了语言交流的环境，现今他们以说汉语为主。居住在祁连县的部分托茂人因与藏族为邻，也会说藏语。
服饰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托茂人的服饰以蒙古族的服饰、长袍、腰带、靴子为主，蒙古文化特色显著。据居住在祁连县的托茂老人赛丽麦回忆，年轻时穿蒙古族衣服，夏天穿长袍，冬天穿皮袍或棉袍，衣服的式样与穿法完全和蒙古族一样。他们穿的靴子分为长靴和短靴两种式样，马占海回忆他父母穿的衣服、脖子上戴的装饰品及脚上穿的靴子与蒙古族一样，母亲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长袍，唯一不同的是母亲头戴盖头，父亲戴礼帽。据韩?优素福回忆，年迁移到州托勒牧场，他们仍以牧业生产为主，穿的大皮袄、靴子，戴的皮帽子，阿奶也同样的穿戴，基本是蒙古人的打扮。
饮食方面。蒙古文化特色显著，至今托茂人饮食仍然保持着喝奶茶、吃炒面的习俗。马占海回忆迁移之前他们的饮食以酥油、炒面、煮肉为主，不会炒菜。托茂人从公社化吃食堂开始，其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早晨吃炒面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炒面有两种吃法，其一先在碗里放上炒面、曲拉、酥油，然后倒上烧开的茯茶，搅拌均匀后喝;其二拌炒面，在碗里放上炒面、曲拉、酥油，搅拌均匀后吃。他们喜欢吃开锅羊肉，煮肉时放些花椒、盐，不放其他佐料。韩占龙讲托茂人在招待客人或亲戚时有三种特殊的食品:一是水油饼，其做法将面粉用水和好擀成饼子，然后放到热锅里煮，煮熟后捞到碗里，放上酥油、曲拉、糖，用手拌着吃;二是油搅团，把茶熬好后，将茶叶过滤掉，在煮开的茶里放上面粉、酥油、曲拉、糖，均匀搅拌至熟，放凉后分成块状盛在碗里，用筷子夹着吃;三是砂糖米，把煮熟的大米饭盛在碗里，上面放上砂糖、融化了的热酥油，用勺子搅拌，吃到一半时再放些酸奶
居住方面。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居住的毡房是蒙古包，现在的毡房式样和过去一样。据蒙古族一些老人们讲，原托茂家的人也和我们一样参加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
据赛丽麦老人回忆，托茂人男性以符猎为主，女性以放牧为主，女性除放牧外，还承担挤奶、打酥油等劳动，打酥油使用的桶子是木制的，当时打酥油完全是人工打制，反映了托茂人生产劳动习俗呈现蒙古文化特色。
综合分析和观察托茂人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资料信息，可以看出其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但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服饰、居住、饮食等方面蒙古文化特色显著，其文化具有伊斯兰和蒙古文化的双重特色。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托茂人的蒙古族传统风俗习惯逐渐在改变或消失，如语言、服饰、居住等，现在很难寻觅到蒙古文化特色。
托茂人族群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关于他们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极为缺乏，人口记载更是如此。年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根据其语言将他们识别为蒙古族，后来根据宗教信仰，在尊重本族群意愿的前提下，将其民族成分更改为回族。诸多的历史及社会原因给托茂人人口统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至今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数据。
托茂人除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焉眷县外，在青海主要居住在祁连县、海晏县、湟中县三县，由于历经战乱和多次迁徙，居住极为分散，全国现在约有余人。有关托茂人由新疆迁徙到青海时的人口情况，缺乏史料记载，学者们先后多次实地调查，他们所获取的人口数据大多源于托茂老人的口承材料，如州政协才仁加同志年调查时曾访问过当时83岁的托茂老阿奶海底撤，她回忆说“我母亲叫法图麦，13岁已结婚，听说起初逃跑时约有三四百户人家......沿途逃难中老弱病残冻死、饿死、丢失、战死的人无计其数......到湟中上五庄水峡口、九道河一带临近托茂公蒙旗定居时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州同宝牧场副场长韩占林提供的材料中提到托茂人从新疆起义时有六七百户，到青海时不到30户人。这是目前所掌握的关于托茂人由新疆迁到青海时人口状况的不同说法。
《蒙藏》旬刊年《青海蒙古清初人口数》中记载:南右后旗余户余人。年7月25日出版的吴均在《青海蒙族户数今昔之比较》中记载:南右后旗初编时户数户，现有50户，减少户。
根据托茂人社会发展及历史变迁，他们到达青海定居于托茂公蒙古族部落后，是其社会生产及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本族群人口的自然繁殖及与蒙古族之间的通婚使其人口数量有一定的增长。但清光绪二十一年(年)青海地区因伊斯兰教新、老教之间的争执引发了战乱，为避战乱托茂人从青海迁往新疆。据托茂老人回忆留在青海地区的多是老弱病残者，从现在托茂人人口数量推测，当时留下的人不会很多。战乱及逃难途中的天灾人祸，使得他们人口数量又一次剧减，留在托茂公旗中的托茂人只有几户。
约在年海晏地区发生了一次瘟疫，这次瘟疫染病归真的托茂人有30余人，据韩?优素福回忆，他的家人就有7人染病归真;被他们称为“托茂阿嘎”的本族群头人及家人也没能幸免于难。从我掌握的人口资料推测年以前居住在海晏地区的托茂人约十几户，人口不足人。
新中国成立后至年以前，托茂人居住的海晏县成立了北山蒙古族自治区，当时居住在海晏县的托茂人具体人口数量不详。据原祁连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占海讲，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在多隆乡担任领导工作。据他介绍现在默勒镇的托茂人主要聚居在3个自然村，以默勒乡海浪村的一社和五社为主，多隆乡的一社、二社、三社和四社有一部分，年多隆乡因行政区划变更并入默勒镇，但托茂人主要聚居在原多隆乡。州托勒牧场年划归祁连县管辖，那里的托茂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央隆乡(原州托勒牧场)。
75岁的韩?优素福是居住在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托茂人，他讲年没有迁徙以前托茂人有30余户，留在海晏县的托茂人只有二三户，其余全部迁出。州政协才仁加同志年调查时的统计，年从海晏搬迁时托茂人有37户，同年搬迁到州托勒牧场和祁连时留在托勒牧场的20户，祁连县野牛沟公社有7户，多隆公社7户，留在海晏县的3户。到年时，托勒牧场有37户，祁连县野牛沟乡有16户，多隆乡有13户，海晏县有7户，全州共有73户托茂人，总人口为人。才仁加同志当时统计的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
根据各种资料汇总，年居住在海北的托茂人分布状况为:原州托勒牧场有户人，祁连县默勒镇有(原多隆乡)60户人，野牛沟乡有63户人，海晏县有36户人，合计户人。现有县级领导干部3人，科级干部4人，教师医生18人。近年来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托茂人的人口逐年增长。
托茂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崇尚团结和谐，尊老爱幼，他们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为我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了不懈努力。年解放后，托茂人为海晏地区的政权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原托茂公旗托茂人大汗七哥、三哥、胡赛等人都担任过州政协委员。其中大汗七哥在成立北山蒙古族自治区时曾担任副区长;三哥年2月任海晏公私合营场场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两次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祁连县中学教师马喜梅，自幼酷爱体育，多次参加县、州、省和全国体育比赛获奖。年在河南新乡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获女子米第八名，年10月在第四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先进个人，为我省争得了荣誉。特别是年从海晏迁往原州托勒牧场和祁连地区，他们以大局为重，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重，在所在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和当地群众一起为海晏和祁连地区的发展、改革、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部分资料来源：1.《我所知道的托茂人》王忠海（原载《海晏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4-35页）2.记录片《走进托茂人》3、网络
骑の敌国难ここに见る弘安四年夏の顷なんぞ怖れん我に鎌仓男子あり正义武断の名一喝して世に示す二、（多々良浜）多々良浜辺の戎夷（えみし）そは何蒙古势傲慢无礼もの倶（とも）に天を戴かずいでや进みて忠义に锻えし我が腕（かいな）ここぞ国のため日本刀を试し见ん三、（筑紫の海）こころ筑紫の海に浪押し分けて行くますら猛夫（たけお）の身仇（あだ）を讨ち帰らずば死して护国の鬼と誓いし箱崎の神ぞ知ろし召す大和魂（やまとだま）いさぎよし四、（玄海滩）天は怒りて海は逆巻く大浪に国に仇をなす十余万の蒙古势は底の藻屑と消えて残るは唯三人（ただみたり）いつしか云はれて玄界滩月清し日文罗马字注音元寇（げんこう）は、年に発表された军歌。作词作曲共に永井建子。四百余州を拳（こぞ）る 十万余骑の敌ShihyakuyoshuuokozorujumannyokiNoteki国难ここに见る 弘安四年夏の顷kokunankokonimirukouanyonennatsunokoroなんぞ怖れんわれに 镰仓男子ありnanzoosorenwarenikamakuraDanshiari正义武断の名 一喝して世に示すSeigibudannonaikkatsushiteyonishimesu多々良浜辺の戎夷（えみし） そはなに蒙古势TatarahamabenoemishisoHananimookozei傲慢无礼もの 倶（とも）に天を戴かずGomanbureitomonitenoitadakazuいでや进みて忠义に 锻えしわがかいなIdeyasusumitechuuginikitaeshiwagakainaここぞ国のため 日本刀を试しみんKokozokuninotamenipontootameshiminこころ筑紫（つくし）の海に 浪おしわけてゆくKokoroTsukushinoumininamioshiwaketeyukuますら猛夫（たけお）の身 仇（あだ）を讨ち还らずばMasuraTakeonomiadaouchikaerazuba死して护国の鬼と 誓いし箱崎のshishitehogokunoonitochikaishiHakozakino神ぞ知ろし召す 大和魂いさぎよしKamizoshiroshimesuyamatodamashīisagiyoshi天は怒りて海は 逆巻く大浪にTenwaikariteumiwaSakamakuoonamini国に仇をなす 十余万の蒙古势はKuniniadaonasuJuuyomannomookozeiwa底の藻屑と消えて残るは唯三人（ただみたり）Sokonomokuzutokietenokuruwatatamitariいつしか云はれて玄界滩月清しitsushikakumoharetekenkainadatsukikiyoshi中文译文第一段：镰仓男儿四百余州举兵，十万余骑之敌。此般国难临头时，正值弘安四年夏季。毋论情势多恐怖，有我镰仓男儿在此。挟正义武断之名，一声吼示诸举世。第二段：多多良海滩多多良海滩边之戎夷，就是那群蒙古军势，傲慢无礼的家伙们哟，我们俱与之不共戴天。携忠义之精神前进，而锻炼我们的技艺。此番要为了国家，去测试日本刀的锋利。第三段：筑紫的大海心已朝向筑紫的大海，只求乘风破浪去迎击。以此粗犷猛夫之身，不讨取仇敌绝不归阵。纵身死亦为护国之鬼，遂立誓言于箱崎。得神灵感知而召往天国，大和魂则名垂青史矣。第四段：玄界滩苍天暴怒发令于大海，海上即卷起了巨浪。身为国家仇敌的，那十余万蒙古军势。当波浪退去之后，幸存的只有三人而已。待到丛云散开之际，玄界滩上月光照耀。
编者案：忽必烈时期元朝两次征日本,但因遇到台风,元朝征日本的行动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次战役,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称这一时期为"蒙古袭来"或"元寇袭来"。
《蒙古袭来绘词》描绘的是13世纪末蒙古入侵日本时，在日本登陆的蒙古军队与日本军队发生战斗而蒙古人被击败的故事，绘制完成于年2月9日。一般认为,‘绘词是其主人公竹崎季长命令画师所作,故又称《竹崎季长绘词》。
由于竹崎季长亲自参加过与元朝的战争，其描绘的元朝军队的战船、阵容、服饰、兵器、发髻、旗帜等,对元朝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以及元代的造船、战术,蒙古的服饰、习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图后附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史料价值及其运用。
首先，这个转折在中华地区实现了南北的再统合。从姑且算是中华一统时代的唐朝覆亡（）后开始算起，或是回溯到三世纪半之前，从唐朝发生了使其丧失实质统一状态的安史之乱（—）算起的话，南北统合竟已暌违五百年之久。而且，不单只是南北统合，尽管有直接或间接之别，连云南、大理、贵州（贵州地方在蒙古语中音读“奇头叩尔”即鬼国之意，到了明代美化为同音异字的“贵”），包括西藏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到“中国”圈内。这是与从唐朝到蒙古这段漫长岁月间，若以中华式名称称之，则为辽、五代、北宋、金、南宋、西夏等先后交替并立、兴亡、分裂、多极化及缩小的“中国”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其面积之广也前所未有。也就是说，一条迈向崭新巨大中华的道路从此开启了。
并且，最重要的莫过于忽必烈在蒙古全境中亲自领有的亚洲东方，在自过去以来以戈壁以北的外蒙草原为根据地的体制中，开始将内蒙草原及华北作为新的“国之根基”，推动接合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新型国家建设，从此推动了欧亚世界史的两道洪流在此汇集，贯穿历史的基本结构自此从根本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顺带一提，在明代、清代以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皆是首都的北京，其前身乃此时作为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都，是耗时二十余年营造的大都。其实，天津的前身直沽，甚至是上海，也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
要言之，现在我们所认知理解的“中国”这片大疆域，乃源自明清两代前，即忽必烈以后的元代。通过蒙古与忽必烈这两个阶段，中国发生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巨大转型。这个变化的意义之大，多次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中国”的范围从根底上发生了改变。
回头来看，名实相符的“小中国”北宋，或是甚至只有其一半的南宋自不待言，就连非汉族王朝，但也兼有许多中华要素的多种族国家辽、金、西夏等，不论在气度还是内涵上，皆与蒙古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与此同时，若要谈论这个重生为“大中国”的“中国”，吾人仍不能忘记，她虽然继承了长久以来在这片大地上开展的多样历史、地域、社会、文化，并将之吸纳进来，但仍可说处于初生的模糊状态，大致仍在混沌之中。
另一方面，世界又如何呢？忽必烈在取得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以及南宋这个国家及社会体制后，以此为起点，开始向海洋进发。出现在草原世界的游牧民国家，在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混血陆上世界帝国后，又吸收了中华世界，甚至摸索了通往海上帝国的道路。对日本进行的两次征伐、向东南亚各地派遣的海洋军队，也可归于此一脉络。在军事进攻方面的海洋发展，未必是成功的。不过，忽必烈政权拥有了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舰队、展开了以穆斯林商人为主轴的国际通商，并在自由经济政策之下陆续与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各国缔结了友好关系，到年，这些工作便已完成。笔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为何在过去几乎都被抹杀了。由此，十三世纪末，从东海经印度洋到中东的海上通路整体，便在和平状态下掌握于蒙古手中，人类史上首次围绕着欧亚陆海循环的交通网于是形成。
与这样的动向并进，蒙古帝国或许因为巨大化的必然结果，本身也被迫要面临转型。如前所述，肇因于帝位继承战争，蒙古从以继承大可汗之位的忽必烈及其血胤直接统率的宗主国“大元汗国”为中心，分立为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通称金帐汗国，或克普恰克汗国）、中东一带的旭烈兀汗国（通称伊儿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规模之大足以称作帝国的蒙古国家，变身为一个整体而言松散又多元复合的蒙古世界联邦。此外，蒙古也因为自身的多极化，使得过去那般令人惊异的军事扩张浪潮逐渐消退，反而以控制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多人口和最高经济力之中华地区的大元汗国为推进力，整体转向了以国际协调和经济优先为主的和平路线。如此，到了十四世纪，人与物资的东西方大交流使用了上述那个蒙古以政府资金来维持的欧亚循环路径而有所进展，出现了一个史上空前的、以蒙古为中心、欧亚及北非各地松散围绕却合而为一的局面。
至此为止，人类的历史终于具有了一个不是部分历史之间的拼贴凑合，而是形象完整的整体，即便它仍有些模糊。具体来说，世界史从这里开始清楚地走上了一条名实相符的世界史道路。
蒙古帝国和大元汗国的双重结构，然后是欧亚大交流的时代，这便是当时围绕着元代中国的大时代情境。
围绕着元代中国的两种角度
中国史上一般以“元朝”为名的这个政权，如前所述乃指“大元汗国”，其正式名称为“Dai-?YeqeMongγolUlus”，也就是在成吉思汗以来的固有国名“大蒙古国”上，再加上“大元”一词。
所谓“大元”，是取自中国经书之一《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所谓“乾元”，意指“宇宙、万物之源”，从中可以窥见忽必烈在蒙古帝国的架构之上，将亲手实现了再统合的“中国”置于新国家构想的主轴位置的想法，其目标在于同时承继以蒙古为顶点的游牧国家传统以及历代中华王朝所累积下来的遗产，集两者而成万物“大元”之国家。这既非纯粹的蒙古国家，亦非原来的中华王朝。就这点来说，在此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元朝”这个因袭古老中华王朝史观、离真实既远又易生误解的通称。
以上所述姑且搁下不谈，大元汗国一方面是跨国性的超大“世界联邦”宗主国之蒙古国家，另一方面又确实是暌违已久的统一的中华政权的这个两重性，毫无疑问是通观元代中国时的重点。
例如，若从历史研究的面向来思索元代中国的话，将会有两个较大的角度。一个当然是自中国史脉络来掌握的角度。因为这个角度固定在中国这个地点来追寻“时光”流动，所以能够说是一个注视历史“纵轴”的角度。如此一来，有关元代的事物，在中国史整体之中不管怎么看都容易作“奇怪”“变异”“特殊”等理解，而且这里被提起的话题，也容易倾向传统与断绝、持续与新奇这些对照面上。
另一个是将之作为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或是划时代性时期加以把握的立场。如前所述，人类的历史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首次具有了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性质。就历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姑且固定了十三、十四世纪的时间跨度，环顾欧亚与北非全境的角度。近年，特别是日本所提倡的“蒙古时代”这个说法便属此类，可与“大航海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等世界史上的特定时代并列。或许可称之为超越了历史的共时性或是地域及文明圈框架来编织“横轴”的研究。
这两个角度，各自不同又彼此相关。人类在现实中的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本来就是没有障壁的，这个时代更是如此，有各色人物、物资、思考、技术、文化以欧亚规模流动、往来，是一个真正没有边界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言以蔽之，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叠印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元代是中国史上转型为“大中国”的划时代的时期，是过去那些复杂、多样的步伐或要素缤纷交融、并存的“燕麦粥状态”；另一方面，它又是名为“蒙古时代”的这个“世界史时代”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的人或物的流入与刺激当然是不断且广泛的。诚然，受到影响或刺激的不只是“中国”，“中国”也对其他世界造成了许多影响或刺激。所谓的文化接触，本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
换句话说，在涉及元代中国的事物之中，有不少时候是“中国”与“世界”要素的彼此纠合。当然也有些时候是只以“中国”架构便可解释的。不过，若是太过深信只有“中国”这个架构，将造成偏颇与遗漏。有一些现象乍见之下似乎可单以“中国”来解释概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谈论文化或美术的时候。叫人吃惊的是，毋宁说当我们在眺望这个时代的“世界”时，中华、中亚及中东，然后是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皆超乎意料地显示出了文化或美术的“共鸣现象”。此一“共鸣现象”所及之处，大至“时代的偏好”，小至每一件美术作品。在蒙古时代，欧亚世界的交流状况的确良好，“中国”也完全不在例外。
将元代中国定位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之间，是否恰当呢？有关看待元代中国之视线的兴味及难处，部分便来自于这个“之间”的定位。
骑在马上时，能耐的住酷寒和酷暑，他们不喜欢奢华，也不会相互嫉妒，因此也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纠纷，甚至当食物短缺时，他们会非常乐于与旁人分享仅有的存粮……“ 蒙古人极为尊重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及传统，因此他们占领别的国家后，从来不会摧毁异教徒的宗教，他们更不会强迫俘虏改信蒙古人的宗教（撒满），这种宽容的态度，实在是很难得……“ 蒙古人住在蒙古包里，这种轻便的帐篷可以轻易的拆下来，也可以轻易的安装起来，没有什么财产，更谈不上谁拥有一寸土地，他们常常搬家，可以带着所有的家当上战场或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场……“ 这些事情虽然听起来很新鲜，但是请你相信，我所说的和记录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时是蒙古人召开呼里勒台推举贵由汗接掌大可汗的时期，贵由汗即位大典后，召见了勃朗嘉宾。当时贵由可汗的大臣镇海充当了翻译，镇海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信仰的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因为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向东迁移，最后在当时的中国宋朝也被禁止，所以大量的景教徒流亡到达蒙古），勃朗嘉宾惊讶的发现，各种宗教的人士在蒙古的朝廷里，可以和平的共处。 在蒙古草原的南方，有一个叫做乌兰苏木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当时的内蒙古考古人员李意誉（译音）发掘出了当时汪古部落的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景教文物，说明当时景教在蒙古各部落均很繁盛。 勃朗嘉宾在离开教廷2年4个月后，又回到教廷向教皇报到。他报告，在遥远的东方，确实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他们都是蒙古皇帝的臣民，必须向蒙古皇帝效忠，并带回了蒙古皇帝给教皇的信，这封信在本世纪初，在凡帝刚的档案中发现，现由教廷的麦特勒神甫负责保管。信中贵由汗对教皇很客气的问候，但又不失威严的宣称，要征服全世界！ 年，蒙古人开始将征服世界的承诺付诸实施。先后征服了伊朗、伊拉克、大马士革、巴格达等等伊斯兰教国家，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宠儿吗
在年的老上海，大约是暑期。在一辆电车的头等座位上，坐着白人父子。儿子也就十一二岁，长园的小脸，面颊白里透红，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和平而秀美。车上的一位中国青年人，不由得仔细地多看了这个孩子几眼。谁知，白人孩子到站下车时，在青年人面前停住，突然把脸向这个青年人尽力伸过来，恶狠狠的，好像是说，黄种人，看罢!你配看我!然后下车扬长而去。年轻人羞辱、愤怒而又无奈。他知道，白人孩子凭借着种族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势，在这个孩子眼中，黄种人就是劣等人。
这个青年人把这次经历，这次羞辱的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名为《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抨击白人身上的种族主义。这个青年人就是写了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作家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是语言文学家，可能不太了解欧洲的历史。其实，欧洲历史辉煌的时期是在两端，早期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时期，晚近是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帝国时期。从罗马帝国衰落的公元年到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1年间，欧洲是一个贫弱之地，是欧亚大陆经济版图上的遥远边陲。欧亚大陆中心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经常劫掠欧洲，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都曾对欧洲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匈奴首领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在欧洲纵横驰骋，以至于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可见欧洲人的痛苦和无奈!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认为，所谓欧洲，实际上就是在抵抗欧亚中心地带草原游牧民族的侵略过程中形成。这也反面说明，当时欧洲的积贫积弱。
欧洲兴起于1年。水手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也可以到达印度。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替代被穆斯林世界控制的欧洲通往印度的商路。年8月2日，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率领三艘帆船出发。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来西班牙人又在美洲发现黄金、白银，开始了欧洲的殖民时代。通过杀戮当地印第安人，抢夺黄金白银，欧洲人抢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年，葡萄牙人达·迦马率领四艘帆船绕道好望角，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中心城市卡利卡特。回去的时候，达·迦马搜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回到家乡卖了大价钱，是整个船队探险经费的60倍。暴利让葡萄牙人眼红了，他们要独霸这条商路。不是通过商业竞争，而是用武力把对手消灭掉，把对手赶走。葡萄牙人以一种“海盗+商人”的手段，最终独霸这条商路，并美其名曰“持剑经商”。后来的荷兰、英国纷纷效仿。由此，欧洲人开启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这是欧洲兴起的原点。实际上是欧洲人在母国的庇护下，纷纷驾船出海，碰到强大的国家就老实经商，碰到弱小国家就掠夺。现在好莱坞有一种星际探险类型的科幻电影，总是描写一只宇宙飞船船队在外太空探险、作战，消灭黑暗势力，消灭邪恶生物。这背后，笔者怀疑，是否无意间渗透着欧美人对大航海、大探险时代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
但是，在1年时，欧洲的生产力却是乏善可陈。欧洲是欧亚大陆一个荒僻的角落。年，达·迦马到达印度卡利库特，但是，却没有带来任何反响。葡萄牙人带来的都是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品。看看达·迦马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单：羊毛织物、帽子、珊瑚珠串、脸盆、罐装的油和蜂蜜。[1]笔者不太了解印度当时的生产水平，但是，想想我国传统评书中国家间互赠的礼品，达·迦马的这份礼单实在是太差了。卡利库特的统治者卡拉巴尔王公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让达·迦马给葡萄牙国王带回一封信，信上说，他的国家繁荣富足，他希望从葡萄牙得到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胭脂。[2]实际上，应该替达·迦马感到幸运，这要是赶上暴君式统治人物，还不落一个羞辱君王的罪名，掉了脑袋。更重要的是，不仅统治者没兴趣，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没兴趣。由于葡萄牙，以至欧洲的生产水平落后，葡萄牙商品在葡萄牙本地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在印度卡利库特的价格，根本就无法进行贸易。
因此，欧洲人在1年时，只能抢，只能进行所谓的“持剑经商”。
真正改变欧洲人的生产能力，改变欧洲人在欧亚大陆经济版图地位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从此欧洲真正崛起，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成为上帝的“宠儿”。
(二)工业革命巨变
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年。标志性事件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推动蒸汽机发明的是两个行业，一个是棉纺织业，一个是炼铁业。
棉纺织业在当时是英国的新兴产业。16世纪尼德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约三万名纺织工人逃到英国,给英国带来了纺织技术。棉纺织业属于轻工业，需要的资本较少,资金周转快,容易获利。英国棉纺织工业很快发展起来。最初的棉纺织业都是手工操作，家庭式小作坊生产。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这种织布器械改变了过去织工们用双手相互穿梭的织布方法。织工们只要用两脚交替踏板,飞梭就会自动地织成布匹,工作效率由此提高了一倍。随着飞梭的改进和应用，织布技术迅速领先纺纱技术。六个纺工才能供应一个织工所需的棉纱。
提高纺纱技术成为当务之急。年,织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手摇纺纱机，被称为“珍妮机”,又称多轴纺纱机。纺锤的数目开始时装八个,后来增加到十六个,到年增至一百二十个纺锤同时工作。棉纱产量由此大幅度增加。但是，珍妮机的缺点就是必须用手摇。年,普雷斯顿的理查德·阿克莱发明、制成了(实际上是偷了别人的发明)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使用滚筒以不同的速度纺成棉纱。从此，纺纱机的转动不再依靠人力,而是利用自然力。英国也从此能够制造出纯棉织品。水力纺纱机体积较大,不适于家庭分散应用。它需要建造厂房,集中生产。年,阿克莱在德比郡附近的德温特河岸开办了英国第一家水力棉纺纱厂。工厂出现了。不久,他雇佣了六百多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工资较低的童工,这是近代机器大工厂的开端。
年,兰开郡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吸取珍妮机的活动架子和水力机的纺纱滚筒的优点,发明了综合纺纱机,又称走锭精纺机。这种机器纺出的纱既精细又而结实,一次能够带动三百至四百个纱锭。综合纺纱机自然代替了珍妮机。
今生我们有缘，陪你一起看草原，让爱留心间……
阳光灿烂的夏日，心驰神往。一起到草原，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白的云，看那远飞的燕……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
走进草原，心飞扬。青青的草，烂漫的花，暖暖的风，一切是那样亲切。根在草原，心怀爱恋，草原的开阔，总能打开紧锁的心胸。这是山的宽厚，风的抚慰，天的洁净，云的懒散，草的青香给予的。
再一次走进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扑进你温暖的怀抱，紧闭双眼，与你相拥。将我的情，我的爱留在草原。
草原，你山地草原的特点，离天很近，人称你是倚天草原，摩天草原，一直向往天的无垠和明净，却注定不能与天相连，只能与天相望，与天相恋，这是天与地的绝恋！
根在草原，爱在草原，我要为你歌唱，歌唱蓝蓝的天，歌唱浓浓的情，让歌声随草原的风，传给我的亲人。那里有我的思念，有我心中的恋曲。
作一首草原恋歌，爱你，想你，思念你，化作山雨，淋透我身，浸润我心。
草原，我对你的情永不变，变的只是容颜。你是我的歌，心中永远的歌，一首无名的草原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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