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22日晚19:00-21：00，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18期在腾讯会议和bilibili直播平台顺利举办，反响热烈。本期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李修建研究员主持，论坛主题为“物的能动性与非洲当代艺术”。此次邀请到的主讲人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程莹老师，学术评议人分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方李莉研究员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卢文超副教授。
主讲环节
程莹老师有关非洲当代艺术的探讨，是从一只中国编织袋开始的。年，她第一次去南非做调研，在街边一个小商店里看到被命名为“ChinaBag”（中国包）的编织袋。这个寻常物件引起程莹老师的思考：编织袋的命名是否跟它所处的文化语境有关？在中国语境下，我们从来不叫这个普通的编织袋为“ChinaBag”，但在非洲语境下却生此命名，这固然与编织袋的原产地有关系，但其命名的背后是大有学问的。实际上，其命名模式是与人口流动、尤其是编织袋的使用者的迁徙情况息息相关。例如，编织袋在尼日利亚曾被称为“GHANAMUSTGO”，它与尼日利亚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变革存在具体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大量的石油资源得到开采，这使得尼日利亚的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此吸引无数邻国居民的迁入，包括很多加纳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下跌，尼日利亚的经济陷入低迷，就业机会变得十分稀缺。于是，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尼日利亚政府于年1月对加纳人和其他西非国家的移民发出了驱逐令。据统计，当时有超过万的加纳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迫将他们的个人物品打包离开尼日利亚。因此，这个打包物品的编织袋得到一个名字叫“GHANAMUSTGO”，意思就是加纳人必须走。由此可见，编织袋的命名模式总是暗示着人类移动和相遇的一些不同轨迹，尤其意味着不同地域和空间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在非洲，有非常多的艺术家使用这种编织袋进行创作。例如程莹老师在南非开普敦遇到一位名叫“NobukhoNqaba”的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艺术作品，她把这一艺术项目称为“ChinaBagProject”，其主题命名尤其打动人，叫做“THEBAGISMYHOME”（此袋是吾乡），形象地描述了她作为一个个体被流动所困住的深刻的生命体验。通过这样一个艺术项目，她实际上重温了自己和编织袋共同成长的经历，反映的是她在南非这个国家的移民生涯，比如她从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东开普省不断向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西开普省迁移，最后定居在西开普省的省会城市开普敦。对于这个艺术家来说，这个普通的中国编织袋代表着一些过去的记忆，即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不断迁徙挣扎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编织袋的材质具有深刻的日常性和高度的象征性，所以由编织袋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如此平易近人又打动人心。
程莹老师在南非遇到的另一个艺术家叫做“DanHalter”，他也用编织袋创作了一系列有意思的艺术作品。首先他会给编织袋加一个“外星来客”的标识，挪用了西角友宏（TomohiroNishikado）设计的游戏中外星战斗人员的意象。在另一个装置艺术作品中，他将编织袋排列组合成一个外星人的图案，象征“外来者进入”的意涵。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在创作该装置艺术作品时，将场景选择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小巴车站（TaxiRank）。许多外来移民往往乘坐小巴车从邻国进入南非打工，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移民都是非法劳工，而这个小巴车站是这些劳工移民的中转站之一。艺术家想通过这些编织袋来凸显外来移民不断处于流动中，又不断遭到本土社群排斥的一种生命经验。
实际上，非洲很多艺术家会用编织袋来指代中国，不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还是作为中国商品，或者是中国人。例如，DanHalter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走出去》，显然指代中国的国家政策。此外，有一个来自津巴布韦的艺术家，名叫GeraldMachona，他用本国已经贬值、不再流通的津巴布韦货币缝合成三维艺术品，然后放在中国编织袋里，在展览时直接他拎着装满艺术品的编织袋走入展厅与观众互动。艺术家利用这些手工制品来交换观众手中的中国商品，意图通过这样一个交换过程，使具有艺术价值的手工制品和大规模生产的中国商品形成一个对比。在交换过程中，他口中念念有词，说的是“FONGKONG”。显然，艺术家以编织袋为意象而创作的作品，指代的正是售价低廉的中国制造品（"MadeinChina"）。而像“FONGKONG”（在南非被称作“FongKong”/在津巴布韦被称作“ZhingZhong”）这样一个由本土语言衍生出来的词语，被专门用来指代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且，这个词语往往带有贬义。艺术家试图通过这样的作品来引起大家对一种说法的注意，即当地有人认为这些中国产品正在扼杀津巴布韦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民间工艺品行业。程莹老师强调，艺术家使用其本国已经淘汰的货币来创作手工制品，其实另有意图，而不单是指涉中国制品的强大渗透力。通过这个货币，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实现了对本土政治的批判，因为这个货币对津巴布韦的人民来说，就是一个飞速贬值的象征。艺术家通过这个作品表达了一个观念，即津巴布韦政府对本国事务表现出的腐败和无能，才赋予了中国制品更大的渗透力。
在程莹老师看来，中国编织袋这个意象或材质本身就表现了中非关系的复杂面向。这些编织袋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业、中国资本、中国政策对于非洲基础设施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而且代表了一种个体生命的流动体验。当我们看到这些编织袋时，首先会想到中国在非洲的打工者，疫情之下，他们的流动体验被方法，比如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办法找到回国路径。这些普通的打工人可能是在矿山上或中餐馆里打工，也可能是做着小买卖。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挖掘华人社群在非洲的复杂历史问题。此外，中国编织袋自身带有一种品质，即它除了便宜，往往还非常轻便和结实。这些特点对于那些生活拮据的当地人来说，无疑更加实用。因此，当用中国编织袋指涉中国的时候，其实没办法将其等同于很多非洲人口中所讲的那个“FONGKONG”。近年来，许多非洲艺术家会创作一系列艺术作品来反映或呈现中非关系。例如，来自肯尼亚的艺术家MichaelSoi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讽刺漫画。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有一个肯尼亚的国家馆，该馆在一些意大利策展人的操纵之下将展位卖给了中国艺术家，导致该展馆所展出的几乎都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于是，MichaelSol就创作了一系列讽刺漫画，其主题仍是讲中国资本、中国制造在非洲的出现等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刚果金的艺术家SammyBaloji，南非的艺术家WilliamKentridge，喀麦隆的艺术家SamuelFosso等，都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映中非关系的不同面向。）
程莹认为和这些艺术作品不同的是，用编织袋来创作，其材质本身即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寻常物件的生命与社会流动的历史。它不断地提醒我们去思考，是谁在使用它，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流动路径和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何种不平衡的空间权力关系。当我们在努力寻找或解读该艺术品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时，其实就是在试图去思考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寻常物件到具有能动作用的艺术品，它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转换过程。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在其《艺术与能动性》一书中提出，要充分考察那个使物件（包括艺术品）发挥具体的社会能动作用的机制。盖尔强调了这样一种以行动为中心的艺术研究框架，一改过去对艺术的纯粹审美和符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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