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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进展与困境
作者简介
刘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摘要：亨廷顿所命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展开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近半个世纪后，这波浪潮走了多远？在卷入其中的国家中，有多少走向了民主稳固，有多少走向了民主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民主衰退？又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了政体韧性？在PolityIV、FreedomHouse、WorldValueSurvey等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大约一半左右的第三波案例走向了民主的阶段性稳固（在人口大国中，则为1/3），有近2/5经受了不同意义上的民主挫败（在人口大国中，则为一半左右）。就“民主衰退”现象而言，在新兴民主中，它主要不是体现在政体数量的变化上，而是体现在民主的质量退化上，即政治自由度的显著下降和“中间政体陷阱”的出现。但是，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和历史参照系下的“民主沉淀度”而言，新兴民主又展现出相当的政体韧性。研究显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结果多样而复杂，很难以完全的乐观或悲观判断去概括。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政治现象。年，地球上竞争性民主国家的数量是42个。年，根据政体评估数据库PolityIV的统计，这个数字变成个。这是一个壮观的变化。如果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起点，那么，人类用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年美国宪法的生效标志着这一政体形式的诞生。之后，用了近年时间将这一发明传播到40多个国家。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至约个国家，也就是世界上70%左右的国家。把这个加速度的变化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并不为过。任何一个试图理解世界政治图景和趋势的人，不管其政治价值观如何，都必须直面并思考这场巨变。
当然，这个变化不是线性的。根据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中的总结，民主的扩散往往呈现“波浪式前进”的方式，并且具有“进两步、退一步”的特点。他总结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始于年美国的“杰克逊革命”，终结于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二波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终结于20世纪60年代初威权政体的重新抬头；第三波民主化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波及南欧、拉美、东亚、苏东以及阿拉伯地区。根据一些研究，从6年左右开始，又出现了第三波的民主衰退，其间有显著的民主崩溃、倒退以及民主的“劣质化”现象。这些年之后卷入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第三波国家/地区”，也常被称为“新兴民主”。
本文试图对新兴民主的民主发展现状做一个类型学意义上的实证分析。第三波转型浪潮发展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对人类政治史上如此重大的现象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十分必要。新兴民主的稳固状况到底如何？在多大程度上走向民主稳固，多大程度上出现民主倒退甚至崩溃？具体而言，本文试图梳理并回答四个问题：第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概貌如何？第二，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中，多少走向了阶段性的民主稳固，多少走向了民主倒退甚至崩溃？第三，就新兴民主而言，被广泛讨论的“民主衰退”是否存在？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第四，第三波民主衰退是否意味着新兴民主的终结？本文的四个部分将分别讨论这四个问题。
一、第三波转型浪潮概貌
本文以政体数据库PolityIV为政体变化信息的来源。尽管还存在其他颇具影响力的政体数据库，但PolityIV是目前比较政治学界最具权威性和最被广泛使用的政体数据库。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现在涵盖了世界各国—年政体类型的评估，其评估分值从-10向10分布。具体来说，“新兴民主”指PolityIV中年以来政体分值曾经从负值（包括零）转向正值的国家或地区。根据这一标准，有个国家/地区在这一阶段进入过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始终维持民主政体。为捕捉相对重要的信息，本研究将其中8个人口万以下的国家从这个名单中剔除，从而得到97个国家/地区。
相比使用“自由之家”或者V-Dem等政体数据库，PolityIV所提供的案例范围更加宽泛庞大。即使是那些转型后“民主崩溃”或“政体震荡”的国家，那些进入了“及格线”但是民主质量低劣的国家，以及那些“蜻蜓点水式的”民主转型国家都被囊括其中。这种宽泛界定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帮助我们超越“优胜者偏见”，正视并分析那些转型的“失败案例”。同时，它也帮助我们获得一个第三波民主化的全景式图景，从而理解这波民主化浪潮所包含的多样性。
总体来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巨大政治变化；第二，这一进展在过去40多年里并非线性展开，而是有快有慢、有进有退，总体而言呈现一种减速化趋势；第三，这一浪潮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匀性。
首先，这是一场史无前例、席卷全球的政治变化。这一点或许没有什么能比图1带来更直观的感受，如图所示，年世界上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比例是20∶0（当时国家数量较少，被纳入数据库的更少），此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大上升，威权国家的数量在波状起伏后大大下降。这个变化最关键的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如图1所显示，虽然此前的世界政体趋势也存在着变化，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这一变化急剧加速：对于民主国家是陡升，而对于威权国家是陡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政治变化非常地突兀。
其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时间上是非线性发展的。图2对—年民主化和民主崩溃次数进行了分时段的总结（由于一个国家可能多次民主化并多次民主崩溃，所以民主化的次数大于民主化国家的数量）。图中数据显示，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冷战结束前后。在此阶段，第三波案例中共出现了58次民主转型，但只有12次民主崩溃。此后的20年，民主化的次数逐渐减少，而民主崩溃的次数显著增加，到7—年，民主化次数（19次）和民主崩溃次数（17次）几乎相当。也就是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前20年处于明显的爬升状态，而后20年则进入了平台期——相当程度上，这被视为“第三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第三波浪潮的这种减速化趋势不难理解：越早步入这一进程的，越是所谓“挂得比较低的果实”，易于摘取，而且“熟得比较透”。这种条件下的国家，民主化不但倾向于发生得早，而且较易走向稳固，比如几个南欧国家，虽然今天在经济上备受挑战，但民主体制并没有走向崩溃的迹象。第三波浪潮越向后发展，“果实”就挂得越高，越来越难以“采摘”。很多时候，转型国家并没有支撑民主转型的经济、社会或观念基础，选举往往是统治者摆脱危机、缓解压力的权宜之计，或干脆是“被民主化”的，这种“创可贴”式的民主很容易“脱落”，也是情理之中。
再次，第三波民主化发展的地区分布不均匀。图3总结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地区分布情况，如图所示，卷入第三波民主化进程最成功的地区是欧洲与拉美。在欧洲，第三波民主化如此之彻底，截至年，欧洲已经没有非民主国家。拉美的民主化成就同样令人瞩目：截至年，只有一个拉美国家没有卷入第三波（古巴），而17个第三波国家除了委内瑞拉，在年都维持了民主政体。亚太地区也出现了相当的变化：截至年，有13个国家/地区卷入民主化进程，7个尚未卷入；但是，在13个新兴民主中，4个截至年已经民主崩溃。欧亚内陆和非洲的景象则比较复杂。在欧亚内陆，一共8个国家进入第三波，但有6个置身事外；在8个第三波国家中，有两个已经民主崩溃。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呈现这种复杂性：第三波浪潮将33个国家卷入其中，但有15个不在其列；在33个第三波国家中，有8个截至年民主已经崩溃。中东北非显然是最失败的：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卷入第三波浪潮，只有8个卷入这一进程；而在这8个国家中，5个民主已经崩溃。
二、新兴民主的稳固状况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第三波浪潮涌现出来的新兴民主中，有多少走向了民主稳固？显然，民主化从来不是一劳永逸之事，无论是早发还是后发民主国家皆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高峰期过去之后，新兴民主的种种问题很快开始凸显，其中最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民主倒退问题，即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转型不久就出现民主倒退甚至崩溃的现象，有些则反映为民主与威权政体之间的反复震荡；二是劣质民主问题，即一些新兴民主转型后无法实现民主的深化，陷入一个介于威权与民主的灰色地带——正如经济上可能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也存在一个“中间政体陷阱”。
那么，近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到底新兴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了民主稳固？笔者通过对PolityIV数据的分析来判断“民主稳固”与“民主受挫”的状况。具体而言，笔者把前述97个新兴民主分为五类：民主稳固型；民主脆弱型；民主崩溃型；政体摇摆型；有待观察型。这里分类的标准是：
1.如果一个新兴民主最近一次民主化之后，PolityIV政体分值处于6分之上且持续15年以上，将被归入“民主稳固型”；
2.如果一个新兴民主在最近一次民主化后保持了民主政体，但是Polity分值从未抵达6分或跌落至6分之下（0分之上）或6分之上未超过15年，将被视为“民主脆弱型”；3.如果一个新兴民主最近一次民主化之后，民主分值跌落至零或负分且截至年仍然停留在零或负分，将被视为“民主崩溃型”；4.如果一个国家在—年间经历了民主化和民主崩溃，但又重新民主化，并且最近一次民主化尚未满15年，有理由怀疑这个国家还可能出现民主再次崩溃，该国将被列为“政体摇摆型”；5.如果一个国家最近一次民主转型之后没有出现民主崩溃，但还没有过15年的观察期，它将被归入“有待观察型”。显然，上述分类标准具有相当的主观性，使用不同标准或不同数据库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严格来说，即使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已经两个世纪（比如美国）或大半个世纪（比如印度），民主也未必完全稳固，仍然有倒退甚至崩溃的可能性。当古代雅典的民主被崛起的马其顿帝国吞没时，如果从梭伦改革算起，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即使从克里斯蒂尼改革算起，也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然而时间的长河无法保证民主的持续稳固。但是，寻找差异、进行分类带来信息量，而分类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标准，因此笔者根据尽量合理的标准进行判断。鉴于本研究是在一个45年左右的时间尺度里讨论民主稳固或倒退，并且其中许多政体启动转型的时间可能短至十几年甚至几年，我们只能使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尺度去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15年”作为“民主稳固”与否的标准，是因为15年能够涵盖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前三次大选，而这恰恰是民主最容易崩溃的时期。如果一个新兴民主能够历经三次选举周期而民主程度稳定维持在6分之上，视这个国家实现了民主的阶段性稳固并不为过。如果将“民主稳固”时间标准定得过高，绝大多数案例将被排除出考察范围，进入“有待观察型”，而这将大大减少本研究可能产生的信息量。
当然，正因为本研究是基于理解现实的迫切性而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尺度进行分析，其观察将不可避免地具有阶段性特点。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民主稳固”并不是指这个国家没有重大治理问题了，而是指这个国家的治理问题没有危及其民主政体本身的存亡。也就是说，本文中的“民主稳固”概念仅仅衡量民主政体本身的存续，而非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
根据上述标准，在97个新兴民主中，截至年，有47个可归为民主稳固型，9个是民主脆弱型，20个为民主崩溃型，9个是民主摇摆型，12个为有待观察型（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列举有关类型的详细名单）。这些数据显示，民主相对稳固的案例占整个新兴民主近一半。民主崩溃案例（20）、民主摇摆案例（9）、民主脆弱案例（9）可以被归纳为不同程度的民主受挫国，总数为38个。如果把12个“有待观察案例”视为灰色地带，那么，稳固案例、灰色案例和受挫案例的比例为47∶12∶38，大致为4∶1∶3，这一比例是新兴民主稳固状况的大致图景。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人口大国从第三波案例中单独“拎”出来，失败、成功、灰色案例的比例将会更加倒向“悲观”方向。以0万人口为过滤线，第三波案例将从97个变成38个，按前述方式计算相对稳固、灰色和受挫案例，那么这一比例将从之前的47∶12∶38变为13∶4∶21，即相对成功案例的比例将从近50%下降为34%，而受挫的案例则从39%左右上升为55%。也就是说，在人口大国中，只有1/3的国家走向相对的民主稳固，而大多数案例都是受挫或者灰色案例。如果以人口万为分界线，总案例数进一步降至19个，上述比例则变化为7∶3∶9，相对稳固案例和受挫案例的比例分别为37%和47%，与以0万人口为界所得出的结果相差不大。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发现。
这些数字显示了过度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不足。它们传达的信息是，既不能断言新兴民主在民主稳固方面毫无建树，也不能说它已经大功告成。一个相对客观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带有显著不确定性的有限进展。一方面，97个新兴民主里有47个，也就是近一半，在最近一次民主化后能够保持相对高水平的民主15年以上，说明民主政体在这些地方相对稳固，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大成果。与历史上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经历相比，这已经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新兴民主政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毋庸置疑。如果把第三波案例中所有经历过民主崩溃的案例加总起来（包括崩溃后又重新民主化的案例），总数为38个，约占第三波的39%，也就是说，新兴民主中约2/5经历过民主崩溃。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民主如此高度的脆弱性，恐怕也是许多“民主乐观主义者”在转型之初未曾预料到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人口大国的状况格外不容乐观，一半左右经历过不同类型的民主严重受挫（民主崩溃、倒退、低水平）。由于人口大国的状况对更多人产生影响，这一信息将对民主乐观主义投上更大的阴影。
三、新兴民主中的民主衰退现象
近年，“民主衰退”现象引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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